早在幕府末期，日本人就开始有所思动了。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使幕府大感震惊，一方面，正如宁波失守后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对下属的告诫：“虽属外国之事，亦即我国之鉴。”另一方面，也让一些日本人大起“彼可取而代之”之心。如其民间学者佐藤信渊（1769—1850）便在《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出了弱肉强食的史观和侵略中国的构想。只不过他的目光仍聚焦在东北亚的大陆，故而注重侵略我国东北地区。他认为：
万国混同“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疑也。夫岂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则朝鲜、支那皆次第可图也。”
他还制定了具体的进兵路线，拟兵分九路，花个数十年的时间彻底占领中国。算是近代日本史上较早系统性论述大陆扩张的战略文献。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度战败后，日本人更加兴奋。尤其当听说中国的首都也被“蛮夷”占领后，一些日本人更加感到紧迫。这种紧迫一半来自成为大清第二的恐惧，一半则来自取而代之的亢奋——生怕没轮到日本，大清国就被瓜分完了。如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便不无激动地疾呼：“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也……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吾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他进而建议夺取福州，“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并最终“取得福州和台湾及朝鲜，以强化日本国防”。
更著名的论述则来自于更著名的人物，这个人就是幕府末期的争议性思想巨星吉田松阴（1830—1859）。吉田倡导改革，并准备身体力行地进西洋列强学校学习，却因偷渡美国学习洋学未成，而触犯幕府的禁海令惨遭逮捕，在狱中他提出了更惊人的建议：
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北海道——笔者注），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勘查加、鄂霍次克，谕琉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虽然咄咄逼人，但或者只是一些民间学者的纸上谈兵，或者只是部分地方藩主的个人想法，还没有成为日本的国家战略。但是，明治维新之后，上述建议开始逐步国策化、中央化。其中，贯穿在各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远交近攻”。不过，由于立足点的不同，从一开始，维新政府内的各实力派要攻的“近”就大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