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人看来，李鸿章可谓生不逢时。但若换一个视角，又未尝不是生逢其时。
“李鸿章生于乾隆大帝去世后二十四年、《南京条约》签订前十九年，他早年所受教育和其他年轻学者并无重大不同。”但他却很快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相对于八股时文，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曾国藩。
在大清国，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以往也有过不少，但几乎无不为时代的沉闷所埋没。李鸿章是幸运的，遇上了太平天国与西力东渐。但李鸿章又是不幸的，因为他走得太快，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
在上海的孤军奋战，无疑对李的性格及日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重要的影响，则早在李搭乘洋人商轮赶往上海的途中，就已经产生。
援沪淮军乘坐从洋人那租来的五艘火轮船，风驰电掣，横穿长江，贴海而行。李鸿章大为慨叹：“潜师疾济，盖沿江遵海，深入贼境一千余里。自古行军所未有也。”
而更令李鸿章震惊的，还是洋人机器之精巧，武备之精良，操法之齐整。
当时，国人看到洋人武器先进，多主张加大数量以抗衡。李却说，知道落后就要追赶，质量的差异只能以质量来赶超：“与其多而无用，不如少而求精。”因为他要向真正的强者学习，“明制发逆，隐然制夷”。本着这个思路，他不仅守住了上海孤城，而且主动接触当时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洋人，积极学习，主动转型，逐步将这支孤军发展成了大清国装备最精良、战法最先进的淮军集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孤岛中，李学生面临着曾老师所从未面临的形势。“他在危机的氛围中，对于西方人的挑战以及他在新的职位上所遇到特殊的军事和行政问题作出了反应，他为西方对中国的明显侵略和西方的武力所震惊，尽管他注重实际，但是他发展了一种新的爱国精神。”
也正是在上海，他看清了一个事实，洋人的政治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力学体系，这个体系下，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商业”混合体互相竞争。毫无疑问，这不同于儒家的王道精神，但既然大清身处其中，又无力改变现实，那么也只有向西方学习，谋取自身的富强，先争取到生存权，再说改变现实的事情。
现在，正是这个人，这个字渐甫，号少荃，享有一等肃毅伯、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尊号，赏戴双眼花翎、御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合肥男人，在1870年的8月29日，当上了大清国的直隶总督，11月20日还要再追加北洋通商大臣的重任。四年后，更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殊荣。
于是，外国人的新闻纸又开始躁动了。
大清国，也能像当年的上海孤城一样，在这个男人手中起死回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