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回望，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Karamazovs），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中迸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Lawrence）的心智平衡？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光明从天降”：这句五言诗不过是故作深沉的把戏，却流传了三个世纪。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取材自己有限人生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做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薄中（谢天谢地，这类电话薄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从生存的实况而言，他们比起福斯塔夫（Falstaff）或盖尔芒特妇人（Madame de Guermantes）更少生命的真实和丰收。
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作品评论或为自己诗学辩护，就像柯勒律治（Coleridge）的批评是正在孕育的佳构，艾略特（T. S. Eliot）的批评是用于宣传的作品。除了圣伯夫（Sainte-Beuve）之外，谁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使语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评。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在破晓时分，诚实的批评家会如此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有忘记这些道理之虞，因为当下尤其强调批评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评刊物上充斥着评论与诠释文章。美国甚至出现了众多的批评流派。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了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相互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前所未有的是，无论是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做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利维斯博士说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女士的成熟智慧是现在情感通货的一部分。同意这说法的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读过《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或《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艾略特论但丁的文章是文学教育中的老生常谈；如果有谁知道《科梅狄亚》（Commedia），那也只是在几个简短片段之中（《炼狱》第二十六章或最后死于饥饿的乌格尼诺那一部分）。真正的批评家是诗人的仆人。现在他却当起了主人，或者说被当成了主人。他忽视了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百年前，阿诺德（Matthew Arnold）看见了类似普遍明显的批评冲动。他认识到，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要低，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但他认为，批评的喧嚣阶段是诗学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序曲。我们是后来者，这是我们的痛处。在我们到来之前，时代的政治暴行已经将人文价值和希望前所未有地毁灭。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是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不再假装，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不再假装，在1914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与潜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着大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