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贾拉个人的迟疑在他所参与的整个恐怖计划面前显得毫无意义，那么空中交通管制和军队的人员则面临着相反的难题：尽管他们想采取行动（例如军队指挥官们虽然不清楚劫机者的目标，但他们反复申请上级批准，以便在飞机击中目标前将其击落），但由于他们无法搜集到足够的信息，最终因证据不足而难以获得批准。这种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使得他们在行动上显得过于滞后。因此，乘客们的迟疑赋有了积极意义：在开始反抗前，他们互相沟通信息，并且从他们打给地面目击者的电话中了解情况；他们利用已获得的信息来判断他们目前的处境并进行合理选择，他们祈祷上天并与亲友默默道别。他们结合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机舱内进行反抗。这些准备时间让他们能够进行集体作战，有策略、有效率地展开进攻。乘客托德·比默一次次高喊着“冲啊”并发起进攻，这句不朽的口号也标志着属于他们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也标志着关于乘客叙事的高潮部分来临。这句口号不仅证明了乘客们所做准备工作的意义所在，还如肯尼斯·图兰所写的那样：“让你觉得自己也是参与到故事当中的一分子。”因此，乘客叙事的功能并非只是赞颂飞机上的英雄们，同时也是对9·11所建构起的一个群体认同的想象，对这个群体的认同也使得观众最终变成了“亲历者”。
尽管我认为影片《颤栗航班93》采用了“文化问题的解决形式”，但是用威廉姆斯的话说，这个“问题解决”实际上是幻想的功能。也就是说，《颤栗航班93》看起来似乎讨论了一连串的现实世界问题：“谁是敌人，他们又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处于上风？我们如何才能打败他们？”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威廉姆斯强调：“幻想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皆大欢喜的奇迹，它们的结局也并非都是可预期的；与之相反，它们往往代表着欲望的满足被无限延期，幻想的事情总是颠倒错乱。”《颤栗航班93》之所以能让观众感觉置身于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里，一部分原因是它重新定义了“真实”这个概念，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它在观众的观影体验中设置了多个时间叙事。我已经讨论过劫机者们的静止时间叙事（“就是现在！”）以及乘客们不断推进的时间叙事（在“冲啊”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但是我下面将要讨论的《颤栗航班93》同样设置了一个“太晚了！”的时间叙事（威廉姆斯将这个时间架构与音乐剧联系起来），这个叙事隐藏在观众的观影体验中。
威廉姆斯引用了佛朗哥·莫雷蒂的论述“文学通过一种奇特的操纵时间的方式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流泪的并非故事人物的悲伤或者苦难，而是当人物与读者们的经验相契合的瞬间”。更进一步说，读者们的眼泪含有一种“颠覆”的味道，因为它们“建立在一种乌托邦幻想的基础之上：读者们妄想借由文学来满足当年曾经熄灭的幻想似乎为时不晚”。但是《颤栗航班93》却明确地打破了这种“经验契合”的“瞬间”：电影用黑屏的方式来表现飞机的坠毁，同时也以这种方式结束了整部电影的叙事。这种表现手法分明是在提醒观众：我们并不需要看清结局——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这部电影用这样的方式拒绝为观众提供流泪的机会。这种叙事方式十分蛮不讲理，相当于一部色情电影在男主角就要射精的时候剧终。但是它也从侧面说明，该片为了不被划入音乐剧的范畴而拼死一搏，它明确地拒绝采用音乐剧传统的高潮（音乐剧的传统高潮是当剧中人物与你的经验相契合时，观众可以哭——实际上，观众一定会哭；但是该片最后的黑屏似乎在告诉观众，我是不会提供任何机会让你流泪的）。这种近乎残暴的结尾方式似乎在暗示，该片拒绝与音乐剧为伍，它并非只是想展示自己高尚的艺术品位：这部影片到处都充斥着反抗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