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恐怖片进行时》探讨了恐怖片如何与 9·11后美国日益高涨的保守主义相调和。斯蒂芬·汉克认为弗朗西斯·劳伦斯的《我是传奇》（ I Am Legend，2007）反映了“布什执政最后几年的主要舆论环境”，电影的剧情和视觉审美都重返冷战时期的悬疑风格和价值观。下一篇文章是林妮·布莱克的《“我是恶魔，我来履行恶魔的职责”》。在文中，她将罗布·赞比比的“乡下人恐怖”（hillbilly horror）解读为美国反恐战争中高涨的爱国主义的戏剧反响。《千尸屋》（ House of1000 Corpses，2003）和《千尸屋 2》（ The Devil’s Rejects，2005）援引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蛮荒恐怖潮流，以抨击当下排外的国家主义。特拉维·萨顿和哈里·M.本少弗秉持着“永远的家庭”的价值观，研究《暮光之城》小说（ Twilight，2005）与电影（ Twilight，2008）里的复古吸血鬼形象。从摩门教中吸取灵感，这些流行的作品将吸血鬼从性生活混乱的形象改造成为一夫一妻的贞洁模范。最后一章是山姆 ·J.米勒的《同化与同性恋怪物》。米勒探讨了在同性恋运动日趋平淡保守的政治氛围中，恐怖片中同性恋怪物的消失（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 1960年执导的影片《惊魂记》中的诺曼·贝茨或者是乔纳森·戴米在 1991年拍摄的影片《沉默的羔羊》中的布法罗·比尔）。他呼吁历史上曾为激进的同性恋观众提供自我认同空间的怪物的回归，同时他还认为这些怪物潜移默化地促进了恐怖片自身的激进化。
苏珊·威利斯认为 9·11后的美国就像“身处一个电影流派加速器，各种流派的电影层出不穷，试图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在干什么。那些历史性的瞬间就像一个容纳了众多观众的放映厅，各个流派的电影在里面同时放映”。《后 9·11时代的恐怖片》旨在研究恐怖电影这一流派在这个自我评价，甚至自我欺骗的大时代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书中力图梳理清楚“恐怖片之恐怖”（原文为horror，即作为一套通用惯例）与“恐怖主义之恐怖”（原文为terror，即作为9·11的催化剂和对9·11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前一个常与虚构相连接，而后一个则更多地与现实相关。然而，正如杰弗里·高尔特·哈珀姆所提醒我们的那样：“‘恐怖主义之恐怖’是象征性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方与非官方、公共与私人表达与叙述的一种特征。在表达与叙述所构成的巨大关系网内，文化所探讨的是其自身的意义。‘恐怖主义之恐怖’或许本身并不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它的影响却具有深远的象征性意义。”在过去的十年中，恐怖片一直致力于将恐怖主义的话语和形象转换成电影语言。这些转换是多方面的、不可预测的，并且仍在持续发展，正如本书的开放性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在未来几年中，艺术家、观众和评论家仍要继续依靠恐怖电影来面对、梳理我们最大的恐惧，以期将畏惧之心带入光明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