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意，我们一窍不通，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我们没有经验可取，也没有前车之鉴，更没有太多的钱让我们缴学费，所以我们好省就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是做得好，钱也赚得来，不仅我老婆要投入，我肯定也会跟进去的，我们今后就是生意人了，我们的后代也会继承我们的衣钵，我们的身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要是填表格，就不会再填什么学生啊、工人哪，我们就会填个体工商业劳动者；轮着我们的后代，就会填老板，做大了还可以填企业家，甚至不用做事的资本家。所以，这等于是一场革命，一场翻身战，我肯定是要参与的。如果我们努力了，仍无起色，仍走不出第二条路，我们就认命，再回来也无憾。这是我们的转型期，同心协力，意义非同小可。
我只好去单位请假。我现在的工作是编杂志，不是很忙，两个月一期，我把家里的事情跟领导说了，说上次是老婆下岗，是煎熬；这次是谋求发展，是痛苦的抉择。我把生意说成是我们家的“生死战”，现在正处在“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关头，我要牺牲自己，力挺我老婆，也希望领导做我的坚强后盾，支持我。这一年也确实是非常时期，据说，“下海”一词就是在这前后被生造出来的，似乎没什么道理，却专指“放弃原有工作做生意”，大家一听就懂。温州曾出现过很多生意方面的专用名词，什么“飞马牌”，什么“八大王”，什么“投机倒把”，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都跟生意有关，都被人穷追猛打过，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单位只是群众团体，不会上纲上线，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硬任务，大家又都思想活跃，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蠢蠢欲动。很快，有人出国了，有人辞职了，有人“双免”，有人“内退”，都在外面试生意。我没有他们那些条件，腰也硬不起来，我只能提一个不三不四的申请——不坐班，把杂志编好，只拿个基本工资，其他什么的都不要，怎样？领导掐指一算，这没有损失啊，也没有耽误什么啊，还可以拿我的“其他”聘一个临时工，给自己跑跑腿，打打杂，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开恩了一下就“准奏”了。
就这样，我请了假，来到了店里，帮老婆一起做生意。我们的分工是：她负责接洽、营业、发展；我比较简单，负责送货。我们店里有两辆送货的车，但都是自行车，一辆蓝色的小海狮，是我老婆骑的，送一些可以放在车前篮兜里的小东西。一辆加重的永久牌，那是我的坐骑，我还在后座上装了一块板，一次可以垒两大袋鞋撑或十箱南光树脂或八个圆桶的包头料……
送货其实是个有损尊严的活。不是指我要用怎样的精神去对付它，或是它和我现在的工作有多大的反差，都不是，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一个小编辑，骨子里本来也很贱，在单位受领导和同事的差遣，在店里受老婆的差遣，差不多，所以，我并不计较送货的性质。
我苦恼的是我的身份，我不是一般的打工仔，不是纯粹干苦力的，不是把鞋料丢到对方厂里就可以完事的。我是我老婆的老公，如果我老婆是老板娘，那我就是老板，如果我老婆是总经理，那我就是董事长，送货只是我的一项兼职，我后面还夹杂着许多责任和许多有碍面子又难以完成的任务。老婆说，你不要光送个货，不要着急着回来，顺便去他们厂里看看，他们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也有的，你就把它拉过来。接了命令，我送货过去的时候，就顺便东看西看，贼眉鼠眼，像个小偷一样。看中一个我们也有的东西，就恬不知耻地跟他们说：老板，这个东西我们店里也有噢，是不是分点给我们做做噢？要不要我下次也带点给你们试试噢？老板斜了我一眼，爱理不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