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是希望能够有一本大部头的著作全面地反映20世纪设计的历史，但真正着手写作却颇令人踌躇，这不仅因为从表面上看设计作品的范围就无边无际，故而顺理成章，这一文本应该去适应这种“无边无际”的情况，而且，它还得涵盖相当大的地域范围。设计行为重心的改变，不同且不断变化的民族视野、帝国贸易机制及其遗产，跨国公司的运作以及全球产品的创造，所有这一切都对历史地评价设计的方式具有潜在的影响。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设计史在其相对短暂的生涯中，也经常为关于其适用之方法和途径的争论提供论坛。其关注点已经戏剧性地从文化的高地转向日常生活的肌理，前者主要关注个体设计师、风格和美学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消费者与用户的角色和行为上。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首版于1936年的《现代设计的先驱：从威廉·莫里斯到瓦尔特·格罗皮乌斯》（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 From William Morris to Walter Gropius）曾是一个开创性的文本，它所信奉的价值观现在已有一种非常陈旧的感觉，尽管它已经作了多次重要修订并且一再重印。正如其1977年版的推介中所宣称的：
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讲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故事——一小拨人是如何从陈腐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主义中提升我们的视觉观念，并重新把合乎目的的诚实和得体注入其中。他向我们说明了今天我们身边这些上乘之作的基石当初是如何被那些思考、谈论并设计它们的人奠定起来的。
自60多年前《现代设计的先驱》一书首版以来，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设计史关注的中心已经从明确地强调那些大名鼎鼎的个人的艺术创造转向了一种对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氛围的评价，而设计正是在此氛围中被制作和使用。如首版于1948年的西格弗雷德·吉迪翁（Siegfried Giedion）的《机械化控制：一个属于无名史的贡献》（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荷尔维因·谢菲尔（Herwin Schaefer）1970年版的《现代设计的根源：19世纪的功能传统》（The Roots of Modern Design: The Functional Tradition in the 19th Century），这些论著都提出了与佩夫斯纳式原则不同的观点，他们所探讨的是无名的、地方性设计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在1980年代，埃德兰·富蒂（Adrian Forty）发表了《欲望之物：设计与社会1750—1980年》（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1750—1980） 进一步侵蚀了在许多设计史研究中都具有的以设计师为主导的传统信念。由于发表于一个设计师被媒体普遍追捧的时代，所以此书在设计类出版物中备受批评，因为其潜在的命题是：历史地理解一件物品的重要性和价值，需要依赖广泛的、一系列的影响力和观念，以及一个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融合。其中，设计师被看做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的确，如果他或她可以被完全确定的话。传统上对于那些著名人物的强调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和设计史家的抨击。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在其1987年的著作《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中认为，理解工业化社会中的设计牵涉到一种对现代消费的分析，他的观点与富蒂对“设计师作为大众文化的创造者”这一神话的消解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