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过得并不轻松,为了节省话费,郑凡跟韦丽每天互发信息,诉说没有对方的寂寞与别扭。大年初一,郑凡忍不住给韦丽打了一个电话,韦丽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我把你给卖了!”
郑凡大年初一听这话,莫名其妙:“把我给卖了,卖给谁?”
韦丽好像嘴里啃着水果,边嚼边说:“卖给我妈。”
郑凡觉得韦丽越说越不靠谱:“你喝酒了?尽说醉话。”
韦丽轻松地说:“没喝酒。我妈逼我跟县里一个倒煤炭的煤贩子见面,煤贩子县城有一幢别墅,两部小汽车,庐阳还有三套公寓,你说我怎么办?”
玩花船的来了,外面响起了剧烈的鞭炮声,突如其来的爆响淹没了郑凡和韦丽遥相呼应的通话。
鞭炮声过后,电话又连上了,事情的真相是,母亲逼韦丽跟煤贩子见面,韦丽跟母亲说自己已经拿过结婚证了,卖水果的母亲根本不相信,韦丽当场从包里掏出了结婚证,母亲看了后被女儿的胆大妄为和忤逆不孝气疯了,她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地要去跳河,韦丽从地上拉起母亲,说:“妈,我陪你一起去跳!”
郑凡问,那后来呢?韦丽说后来母亲突然就不哭了,再也不提跳河了,河水太冷,谁愿意跳?
过年回到庐阳后,韦丽在出租屋里说起那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就像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很轻松。卖水果的母亲活得很实际,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地做小买卖吃苦受累只是不让一家人饿死,所以倒煤炭的贩子把房子车子亮出来的时候,母亲不可能无动于衷,她对郑凡是硕士还是博士没有丝毫的概念,过年期间问的唯一的一句话:“你们住哪儿,房子呢?”韦丽说:“要房子干吗?”母亲说:“没房子睡在哪儿?”韦丽说:“反正没睡在桥洞里。”母亲说:“你们结婚酒席没办,不算数的,把那个结婚证退掉,不就行了!年前西门老街的何四开摩托车把人撞了,驾驶证就作废了,驾驶证能吊销,结婚证也能吊销。”韦丽一不做二不休地说:“妈,你要是逼我嫁给煤贩子做二奶,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放火把他的房子全烧了,再多的房子也等于没房。”母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得抱着枕头抹眼泪。其实韦丽有点冤枉了煤贩子,人家是死了老婆才托人来提亲的,顶多算填房,不是做二奶。
郑凡将韦丽搂在怀里,说话的声音有些发颤:“对不起,我让你受委屈了!”
韦丽用指头戳了一下郑凡的额头:“你对不起柳燕燕,你让柳燕燕受委屈了!”
郑凡被韦丽的话蒙晕了:“你怎么说这莫名其妙的话?”
韦丽吊住郑凡的脖子:“年三十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跟柳燕燕走进了一个高档小区里,两个人手牵着手,笑得很下流。”
艺研所工资低,待遇差,所里平时上班也没什么压力,一般上午去半天就行了,下午在家做研究。其实上午去办公室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五六个人挤在一间木质地板已经腐朽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无法做学问,所以上班对于他们来说类似于一种仪式,一种公职人员忠于职守的象征,大家聚在一起除了躲不过去的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大多数时候是在天南海北地说一些与工作无关的杞人忧天的事情。郭之远所长的政治前途和业务前途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所以对手下很宽松,他跟所有的科研机构一样,要求每个人领一个项目或做一个课题,以在家研究为主,之于一个课题或项目两年还是三年完成,没个准数,自己提交一个选题报告就行,也没人来较真,政府现在一门心思抓经济建设,至于研究黄梅戏之类的文化工作,相当于一个人化妆的时候多搽点粉,可有可无,无关大局。郑凡年前已经确定的研究选题是《 黄梅戏民间艺术的都市化流变 》,选题完成的时间拟定三年。郑凡之所以放弃对黄梅戏人物的研究,是因为他觉得严凤英、王少舫这些死了的艺术家还好做一些,而大多数活着的黄梅戏艺术家则不好把握,有的人把人生当戏,有的人把戏当人生,很复杂。郭之远觉得郑凡说得有道理,就劝他最好花五年时间弄一本书出来,做扎实些,到时候争取市里的文化专项基金出版。因为前期郑凡做过三个月的调研,所以郑凡两个月就拉出了提纲,搭好了架子,他觉得完成这本书根本要不了五年时间,年一过,郑凡在考虑自己专业研究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自己和韦丽的下一步日子究竟怎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