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了小报告
过后不久，我在台湾“国史馆”新店馆区的数据库查看一批尚未数字化的资料，意外发现，在一九三九年外交部的公文档案中，有一条六月二十日的外交部“训令”送达中华民国驻意大利使馆，事由是“勒令自费留意军事学生谭展超回国”。谭展超正是家父。这份“训令”，根据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公函，在公函上署名的办公厅主任，就是后来接替吴国桢担任重庆市市长的贺耀祖。那件公函不但要“勒令”我父亲回国，而且还要通令各使馆继续“制止私费留学军事”。我父亲当时在意大利确实是自费留学生，既然是自费，花的是自己的钱，为什么政府要勒令他回国呢？
我看了公函内容才知道，原来父亲是被当时一位驻意使馆的武官郑绍成打了小报告。公函所依据的国民政府军令部的档案是这样写的：
前据驻意陆军武官郑绍成报告，有留意学员谭展超，系广东新会人。民国十九年以自费来义留学。初入陆军幼年学校，旋入军官学校。二十四年以中尉阶级入陆军大学。在二十七年与卓献书、郭琦之学员同时毕业。现该员携其意籍妻子，赴乡间避暑。且有久居意境，并谋国外职业之意等语。查该员学成不归，逍遥海外，非但弃才不用，未免可惜，抑亦贻笑外人。
公函认为“私费留学军事”已是于例不合，“既习军事而又娶外籍配偶，尤干禁例。”
看来我父亲是双重犯规，所以被告了状。可是当时在驻意使馆代理馆务的参事徐道邻（徐树铮的儿子）奉命调查后却发现，我父亲在前一年就已经回国了。他在公文中回复：“该生谭展超已于去年秋季回国。”这件事不了了之。
其实，我父亲出国学军事，并没有留在外国的打算。日本在一九三七年发动侵华战争后，他回国的心意更加急切。蒋百里访欧期间曾到过意大利陆军大学，成绩优异的父亲以学生代表的身份陪同校长接待他。蒋百里召唤留欧学生回国服务，父亲也深受他的感召。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淞沪保卫战身受重伤的孙立人将军，被宋子文安排到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养伤。半年后身体痊愈，又开始招兵买马，设法找回淞沪战后失散的官兵，重建他的税警总团。由于战时环境特殊，为了方便提供经费和装备，财政部将这支新部队的名称改为“财政部盐务总局缉私总队”。对外是以查缉走私为名，以免在训练完成之前就被其他部队吞并。最初练兵的地点是借用湖南长沙岳麓山的清华大学农学院。不久因战况吃紧，教练所从长沙迁到贵州都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