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在弘农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城，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荃（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宴。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时，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皙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荐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地磨上了资格，将来署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己。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的润资，一共有二千多两银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
我在北京临行之时，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着号码，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地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四十岁起至四十七岁止，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