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头发真美。名字也般配。我知道你叫格蕾丝 。我问过护士长。格蕾丝·威廉姆斯。”
丹尼尔拿起报纸，放在我腿上。
我盯着它。
“格蕾丝，”丹尼尔将鼻子凑到我鼻子上，激动地问，“告诉我。你认字吗？你看得懂表吗？”
这有什么要紧？我把拇指肚放在自己鼻头上，鼻头很冷，接着，又放到丹尼尔的鼻头上。
拇指姑娘会跳，会唱。虽然她很小，但个子小有什么要紧？
当我很小的时候，我坐在父亲的膝头，在他暖和的书房里时，我们一起听音乐。我听到音乐给我和父亲的心跳声打着节拍。我们听了许多音乐，怎么也听不够。
“还要听，还要听！”
怎么也听不够，然后我们一起唱。然后，离开的时间到了，母亲敲响了门，或约翰叫我们去吃茶时，父亲就抱我起来。当他小心翼翼地抱好我，弯腰关掉唱片机时，我看到黑亮的唱片好像涂上百利发泥的黑头发。唱片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父亲给我看了它们每张都有不同的名字。
“这张《拇指姑娘》，格蕾丝。啊，找到了。这张《哥本哈根》——在丹麦，你知道吧？在斯堪的纳维亚。”
美妙的，美妙的哥本哈根。祖母的故乡是挪威，所以父亲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切都怀着亲切感。
“我们的人民太少了，”他说，“有时我觉得，像特拉法加广场这么大一个地方，就能在比如说除夕夜里，装下我们所有的人。”
父亲是在那个广场上向母亲求婚的。他告诉我，他单膝跪在脏雪地上。四周很黑。他为可能弄丢订婚戒指而担着心。适逢降温，他记得，新雪刚刚覆盖了广场上的铜狮，覆盖了铜狮下花岗岩的基座和喷泉黑色的池台。
“那个年月，广场上还没有圣诞树，”他告诉我，“不过停战后，就在你出生后没多久，格蕾丝，我母亲家乡的人们，每年圣诞都给伦敦人民送一次礼—— 一棵参天的挪威云杉，竖在特拉法加广场上。我们最好的云杉，至少五十年的老云杉，而且棵棵高过五十英尺，棵棵是森林女王。”
还奏响剑桥国王学院的圣诞颂歌——《圣者与常春藤》。父亲快乐地哼唱起来。
后来我的病情渐愈恶化。父亲却说：“绝不能悲观。”说时语气几乎雀跃。然后他会点起烟斗，放上一张他最喜欢的唱片——《疯狗与英国人》，或者我最喜欢的唱片——《拇指姑娘》。
我从丹尼尔的鼻头上拿下我的拇指，丹尼尔坐直身体，重新将报纸铺在我的腿上。那个9月潮湿的夜晚，我看不清丹尼尔放在我面前的报纸。我的双眼湿润了，因为想起了父亲的书房，想起了父亲的唱片机和美妙的、美妙的斯堪的纳维亚，想起了牛津郡，想起了伦敦，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家。而且，布瑞尔夜晚潮湿的空气已经将报上的字弄糊了。
我只能看清报纸头版上有一张飞船的照片，像两个套在一起闪闪发光的金属桶，顶上有一个圆球，圆球上又有个银色的航天舱。它看起来像个巨大的圣诞树装饰，唯一不同的是，在大桶里，有一只狗。
“莱卡狗。”丹尼尔对报纸点点头，“斯普特尼克号。如今是飞船时代了，格蕾丝。威尔说这叫太空竞赛。汽车和马路的时代——”丹尼尔叹了口气，“恐怕要过去了。”他开始折叠报纸，用脚三两下就折好了，真利索。
“我是给我爸爸念地图时识的字。”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