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的早晨，车子停在巴迪家门口的车道上，车上已经装载了阿摩司所需要的一切，准备驶离，前往雷吉欧艾米利亚，阿摩司将在那里待到六月。经过万般犹豫，也因此让小男孩延误了一年上学，巴迪家终于在那个城市里帮他挑中一所学校。离别的一刻虽然沉重，但去上那所学校，对阿摩司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那所学校里，失明和有视力障碍的孩子会学习点字，使用制成浮雕的特殊地图来学地理，得以利用各种适当的设备和工具来克服他们在学习上的障碍。
尽管阿摩司的父母一直给他打气，鼓励他去想他会交到很多新朋友，玩到许多新游戏，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他学会了以后就可以教弟弟，可是这段漫长的路程从头到尾，气氛都很凝重。尤其是他父亲，一想到要把儿子丢在离家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地方，就痛苦万分。他母亲则努力装出很勇敢的样子。她知道这么做是为了儿子好，只要能让儿子跟其他人一样地面对人生，任何事，甚至是不舍得儿子受苦的母性，都无法阻止她做该做的事。
他们把车停在马志尼路上的朱塞佩·加里波第学院时，巴迪先生先让妻子下车，然后去停车；接着他下车，卸下阿摩司的行李，牵着他的手，带他走进那栋破旧建筑的大门。一名杂役带着他们来到寄物间，让他们把阿摩司的行李留在那里，再带他们去看新生要住的宿舍。那间宿舍有十张床，巴迪先生觉得太多了。接着那名杂役又带他们进去另一间宿舍，巴迪先生失望极了，因为里面总共有六十四张铁床，每张床的旁边都有一张同样材质、同样颜色的桌子。这时他几乎忍不住要开口批评这种环境之下的卫生条件，可是他得考虑到儿子的教育，那才是最重要的。“小孩子的适应力很强。”他心想。可是他走进浴室，看到三个直立式的便盆，三个又小、又脏、又臭的小隔间，附近还有两排洗脸盆，上头只有冷水的水龙头。他吓得发抖，一想到他要回到温暖舒适的家，把小家伙留在这个可怕的寄宿学校里，远离所有他爱的人，他就觉得他的心都要结冻了。那一刻，巴迪先生心里一阵天人交战，但他还是强忍住泪水，压抑了他的痛苦和担忧。他凝聚必要的力量，逼自己继续走下去。
后来，他们在走廊上遇到了一名清洁妇人，杂役把她介绍给阿摩司的父母，并请她带他们去看学校的其他部分，然后他表示希望小阿摩司会很快适应这个新环境后，就告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