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睡了，再也没有醒来。我扑到病床前，心里却在责怪他，你怎么可以不等我回来呢？他的嘴巴张开着，不回答我。我和他别扭了几十年，他怎么可以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他把我的世界一下子掏空了，空得像一片坟场。
可是，即使不走，难道他在过吗？他常常自己，一个人，拖着被这个时代掏得空空如也而又塞得满满当当的身体，像个塑料贴片似的粘在这个世界浮华的表面上；他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他自己。有时候我想，这个我喊作爸爸的人，他的哪一部分是真正属于他的孩子们的？他的父亲称谓更多的是个象征。如果说他只是肉体上属于我们，那也只是在他死了之后，变成一具真正意义上的肉体，才纯粹属于我们——让我们爱，让我们哭，让我们把他烧成一把灰。
——“除了他曾生活过并且苦恼过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我从小就胆怯，一个人不敢关灯睡觉，自从父亲走后，我再也没有害怕过。可是，过去我到底害怕什么呢？抑或是，“除了害怕本身，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有人说，当你成为父母之后，你才可以失去父母。现在，我一个人的夜晚，父亲常常坐在我的床边，抽一支烟，或者看一份冥间的报纸。坐在他的膝上吵闹，已经是太过久远的事情了。那时他喝了酒，故意把酒气喷在我脸上，那温热的辛辣刺激出我的泪水。四十年后，我再也闻不到那个味道了，泪水却像决堤的河水，泛滥得无边无际。爸爸爸——我想让这个称呼，一直暖我到死。
十三
那天一大早，机关的于秘书就来到我们家。我不太喜欢这个人，脸太白而且很长，眉眼也分得很开，孩子们背后都喊他长白猪。不知他对我父亲嘀咕了几句什么，父亲对我们三兄妹说，今天不要上学了，都到高中的院子里去，给在机关住的孩子开会。
我们跑着往高中院子里去。不上学对哥哥们毕竟是一件大好的事，他们在路上跟其他孩子比赛踢瓦片，看谁踢得远。我跟着女孩儿们掐来大把的指甲花，把指头染得血红。好像是三四月的天气，操场西边的李子花开得粉团团的，成群结队的燕子蝴蝶也赶过来凑热闹，一派春和景明的气象。
我们被集中在一间大教室里，一共二十几个孩子，大多都是兄弟或姐妹。于秘书和两个公安很严肃地坐在讲台上。于秘书给我们宣布纪律：不许离开教室，不许回家，吃饭就在这里吃。问题解决不了，睡觉也要在这里睡，一直到问题解决。
于秘书说的“问题”把大家弄得莫名的紧张和兴奋，侦查英雄和抓特务之类的故事是我们主要的精神粮食，而我们突然就置身在这种情节里了。我们大睁着眼睛瞧着台上的两个公安。他们一高一矮，高的长得浓眉大眼，很像英雄，矮的精瘦，眼睛不大却很明亮。两个人搭配在一起恰好符合剧情的需要，吻合了孩子们的想象。高个子开始给我们讲“问题”，讲的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一切都是后来一天天像补丁一样补起来的。但大致意思我弄明白了：于秘书在机关院子里拣到一张报纸，发现上面有人故意侮辱我们的伟大领袖。所有机关里的小孩，每个人都要交待清楚，不然就不能回家。
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他们说的那些事情，我非常发愁我养的那只鸟，它正在生病，我不回家它会不会饿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