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即使现在我们谈论起他，也会很模糊，只是一个指代和象征。
也许，他们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当我们真正讨论父母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之间会有这么多的盲点，就像逆光里的一条河流，怎么都看不清楚。
如果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说不清楚，那么，谁能说得清楚他们呢？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幺幺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父母过去照顾她。那一年春天，幺幺患上了过敏性支气管炎，喘得透不过气来。父亲坐在她的床头，有模有样地跟她说，你妈小时候也是这样，一到春秋两季就复发，闹了好几年才治好。我在外间听到父亲的话，一下子惊呆了，真不相信这些话出自他的口。还有一次他喝了酒，对幺幺谈起往事，说他们那时因为工作忙，会把我送到姥姥家住一阵子。有一次他去姥姥家看我，走的时候我拽着他不肯撒手。他一把拽开我扯着他衣襟的手，把我搡坐在地上，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了一路自己心疼得哭了一路。
我的天！他还记得我的小时候吗？他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记住我的？难道我在他心里还曾经占有过那么大的位置吗？
——现在想起父亲说的那些话，我泪流满面。可在当时，我只是震惊了一下。
也许，孩子记忆里的父母，总是孩子想要记住的样子，而父母记忆里的孩子，则往往是他的全部。过去古人说，养儿才知父母恩。也许只有我们有了把自己的孩子慢慢养大的经验，才能懂得父母。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懂他们，让他们成为陌生人，父母死了之后，我们因为懂得，才让他们又重新活了过来。
只不过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可是，父亲除了让我们回忆，他还在哪个意义上是一个父亲呢？
我父亲活到七十七岁，无疾而终，对上帝赐予他的死亡方式，我满意。“他没有死于任何疾病，他只是死于死亡本身。”没有比这更纯粹更利索的死了，这也许是他一辈子都喜欢顺从的最好报答了。父亲咽气的时候除我和敬川正在赶回家的路上，别的孩子都在身边。他走时什么也不曾交代，是来不及了还是最后一次听天由命呢？我想，肯定不是来不及，可能他觉得还有一大段无人打扰和干涉的日子在前面等着他，他要认真地想一想，然后再从容地安排吧。
七
敬川出事之后，我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好像自己的人生突然被人夺走，又塞给我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家这么荒凉过——实际上没有家了，只不过是一套房子。
我穿过每一个房间，好像走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干净、整洁，这些过去用来称赞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词语，现在却充满了暗示和嘲弄——这个世界是有人整理的，到处都有秩序——可是在家里，在我的家里，这些词语竟显得如此狰狞和残酷。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自己。来是我自己，去也是我自己。
死也是我自己。我自己死。我自己知道。
卧室显得格外的大。在我们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除了书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每次回来，他总是找到他上次回来读的那本《百年孤独》。他出事半年后我才翻开这本书，禁不住浑身发冷，好像置身在一群孤寂的死人堆里——抑或是只有陷入那样的情景里，才有可能与死人对话；也许只有与死人对话，才是话语最本质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