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职业革命者，他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过信仰。曾经因为我幼年时划破一张领袖像，他很多年都不搭理我。那时我才仅仅是个六岁的孩子，为报纸上挥手的毛主席戴上了眼镜，添上了胡须，我觉得那会让他看起来稍微慈祥一些。这张被我再创作的照片被人告发，并因此让父亲挨批挨斗几乎殃及到全家。那件事情的危险程度,现在说起来完全可以当笑话讲，但是放在当时，如果是个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所为，几乎是要掉脑袋的，而且还要株连九族。不过随着那个时代被翻转，我在心中默默地为这个事件中父亲的作为翻案，我努力地设想，我的父亲心中当时是因为爱我，爱我们的家，迫不得已才那样做的。
但是事实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人能说清楚了，毕竟那个时代是个可以让人变成鬼、让鬼变成人的时代。如果允许历史回放，如果当时真要杀我的头，我的父亲敢挺身而出保护她幼小的女儿吗？不，我不愿意这样再想下去，不愿意看到在公审儿女的大会上，父母们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公审父母的时候，儿女也是如此），尽管这种真实的场景曾经上演了千百次。
也许，我们回忆起来的很多童年的东西，它的可靠性是打折扣的。弗洛伊德认为，“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童年痛苦经历，有时也可以片段地、不成规律地、改装地表现在日常记忆之中……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片段的、破碎不堪的，或甚至是被歪曲、被改装了的，意识决不容许这些痛苦的童年经历‘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那么，“肆无忌惮”的是历史，我当年的父亲还是现在的我？
谁知道呢！
我这个革命的父亲，听说了我恋爱的事情后并没有吃惊，毕竟女大当嫁，天经地义。而当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敬川的家庭背景后，怒不可遏——敬川家“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爷爷当过保长，大伯是个专门与共产党作对的反革命会道门头子，表叔从黄埔军校毕业后成了“蒋校长”的忠实追随者，他在昆明与当地一个豪绅的女儿结婚，蒋校长还专门派人送去贺贴。他的六个姑姑五个嫁给了地主、一个嫁给了资本家。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快十年了。其实一直到我父亲死，他的脑筋都是向“左”倾斜，尽管他始终被判为“右”。我父亲一生中的大半生时间是与敬川这样的家族成员生死决杀的，即使革命已经成功，也不可能混淆阶级阵线——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这样的“家丑”又不能外扬，他没让司机开车，一个人坐公共汽车赶到百公里之外的县城，千辛万苦地找到了敬川的父亲，告知他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把不同意的理由低沉但绝不容许违拗地拍给他们。
两个白发苍苍的父亲面对面坐着，他们的历史和现实是如此云泥之别。我的父亲虽然坐拥话语权，但又为一个没有强烈政治觉悟的女儿而更加义愤和憔悴。我的公公显然比我的父亲对这门亲事还要排斥，但却是出于对阶级观念长久的驯化而养成的自尊——其实，在他们的思想碰撞和交锋的那一时刻，也许两个人都有某种政治上的休克感——尽管他们都受过迫害，我父亲所受到的只是来自内部的、“组织上”的，它因为体制优势而高贵，也从而成为他的政治资本。而敬川的父亲受到的歧视和迫害则是来自整个社会，那是原罪。出身以及经历所灌输给他们的观念，使他们觉得这样的婚姻既非天经地义，也不能顺势而为。儿女的婚姻——过去需要由纵横交错的蜘蛛网般的权力和制度来决定的事情，现在可以由我们自己来解决，他们不知道怎样使这个原本简单的事情解套。在我父亲的义正辞严面前，我未来的公公并没有惊慌失措，尽管他心里的纠结使他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衣带渐宽，他还是用最简短且体面的语言，满足了我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