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这些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完成一项研究或调研，总要暂时放下所谓的“成果”，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于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整个研究行为的专业性。这次也不例外。
如所有研究者一样，我将自己的立场预设为客观、理性、中立。在访谈开始之前，我对非洲的了解虽不说一片空白，但许多知识更多是作为其他知识的背景存在的。我在读书时做过不少后殖民主义研究，对萨义德们的理论也算熟稔，但东方主义也好，文化帝国主义也好，终究是将非洲置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框架之内的，西方（现在是中国）在与非洲相关的所有讨论中，都是缺席在场的。这或许是观察类似问题时绝大多数学者都会面临的困境。所以，在展开调研之初，我是抱定破除二元对立结构的念头，试图通过赋予非洲问题以自洽性来观察和阐释的。
但显然，这一努力并不成功。从我们对非洲社会的观察来看，整个体系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细节层面，均高度仰赖外力的支持。经济与政治自不待言，就连所谓的非洲文化，也往往只能在对比中呈现自身并不显著的独特性。例如，我们曾去乌干达国家文化中心（由澳大利亚出资兴建）观看布甘达族传统的击鼓与舞蹈表演。我们所见的，终究还是逃不开“民族抑或世界”的古老话题：所谓纯粹的本土文化。乌干达国家文化中心总经理约瑟夫·瓦鲁格比也坦率地承认：侵入者的文化也会给当地文化带来深远的影响，当一个部落侵入另一个部落，一种文明侵入另一种文明，自然会将自己的乐器、服装、道具和艺术也一并传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引入，就对非洲本土的表演艺术带来了影响，新的艺术形式通过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大举传入非洲并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在很多地方，例如基督教教堂，纯粹本土化的艺术表演会被视为野蛮与邪恶的象征，这也迫使本土文化必然要对外来文化做出相当大的妥协。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中国人身份。这对于研究者而言，同样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它会给调研、访谈和写作预设很多先天的价值判断。由于非洲人与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与其打交道的过程中，总不免要下意识地生成不以为然，乃至抵触的情绪。当然，作为研究者，我有能力将这种情绪控制在不露声色的专业范畴内，但毕竟潜意识是种根深蒂固的结构，其影响可能会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流淌于笔尖。基本观念的冲突，是文化与文化在正面相交时不可避免的局面。例如，中国人讲究“一诺千金”，约好采访的时间、地点，就一定要到场（我们的中国籍采访对象全部如约出现），若不到，也要有说得过去的理由。而非洲人则对此持更为随意的态度。例如，我们电话约好了A和B在某餐厅采访，并预先定好了4人的餐位，却非常有可能出现如下情况：A迟到了40分钟，并带来了他的一位同事，以及这位同事的另一位朋友，原因是“他们恰好和我在一起，就同来了”；而B则自始至终未出现，直至约定时间过去一小时，我们电话询问，他才会在话筒里轻描淡写地说，他临时有其他事，来不了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要把4人餐台换为5人餐台，且采访所获信息量比预期少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