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阳，我们要去了！”电话里，我们告诉乔阳。“真的？太好了！”乔阳的喜悦溢于言表。虽然只是一面之交，虽然已经时隔一年，但我们和乔阳自觉在人群中彼此气场相近，已经把对方视为朋友，因为认同而结缘。乔阳的高兴，还因为我们说话算话，因为有太多人在看到梅里雪山，知道转山路线之后，都曾信誓旦旦许愿要来梅里转山，但结果都不了了之，而我们的职业特性更使乔阳对我们的许愿不抱希望。当我们果真将许愿付诸行动的时候，当乔阳了解我们为此作出种种努力的时候，乔阳不仅高兴，甚至还有些许的动情。这个善感的女子再次用她的热情与豁达给我们以激励：“没问题的，放心吧！”
也许是老天明晰了我们的心愿，也许是老天感念于我们的诚心，老熊在中甸机场接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抱定了外转的决心。因为从我们到达中甸的前两天开始，梅里雪山地区已经十分可爱地晴朗起来。
果真确定要走，注定要走向未知的时候，兴奋之余，我们的心情不由自主开始紧张，那是一种日常注意力下意识受其影响和牵扯的紧张，一些问题连续好几天始终在脑海盘桓：路上会碰到什么？扎玉曲河边500米塌方区现在还塌方吗？路上各种通讯断绝，生病高烧肺水肿了怎么办？大雪封山了怎么办？最后无论如何走不动了怎么办？……无论是网上，还是飞来寺咖啡馆乔阳提供的信息都是一年以前的，也就是说，我们对2009年的外转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千真万确紧张，我们不可能不紧张，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野外生存经历，何况还是高原野外生存。
老熊说，特别查过藏历了，10月18日是藏历九月初一，初一与十五在藏历都是非常吉祥的日子，我们就在18号出发吧。
18号，一个一旦出发便不能再回头的日子。
17号下午，尽管我们还状态轻松地在中甸古城随意游览，一些照片也记录了当时的自在与愉悦，但对未来行程的担忧始终萦绕在心头，那种担忧和恐惧一刻也没有因为我们的故作轻松而消失。
当晚临睡前，我居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胸口抽搐性疼痛，伴随呼吸困难。当时我和先生分别躺在床上看电视，所谓看电视也仅是毫无目的的举动，更接近下意识的行为，眼睛虽盯着电视荧屏，心里却分明被即将到来的未知所牵系和压迫。我和先生都不刻意跟对方交流什么，因为彼此都十分清楚对方所想，交流只会给对方徒增更大的压力。那时，我仿佛更加深切理解了所有朋友的退出，如果没有特别的祈愿作为充分的心理依据，仅仅为了满足徒步的爱好，放弃是极其自然的决定，人们没有理由为爱好承担如此之高的风险，更没有必要为爱好付出这般难以想象的辛劳。我胸口的抽搐性疼痛就发生在这联想的不着边际和恐惧的层层压迫之中，这个症状使我的先生惶惑而紧张：你会是心脏有问题吗？你行吗?
我曾经三次进藏均安然无恙，其中1998年是在1月份，当地接待干部说，在他们的记忆里，没有哪位女记者在1月份进藏采访，我是第一个。他们告诉我，西藏1月份的空气含氧量只有平时的50%，他们对我那时进藏表示钦佩。拉萨海拔3700多米，比香格里拉高出400多米，那时我也仅是轻微头痛，从未有过心脏疾患，这次为何如此异乎寻常？
人的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和有趣的整体，在中医的理论当中整体论尤为鲜明，当任何一种病兆作为“果”出现的时候，中医告诉病人的都是因为有了某“因”，所以才有这样的因之后果，中医正是因为寻找和治疗那个极易被人忽略的“因”而神乎其神。胸口疼痛是我的“果”，那么“因”是什么？我从未有过心脏疼痛的前科，哪怕仅仅是短暂的功能性疼痛，难道是我的潜意识希望我放弃这趟行程吗？心脏疼痛应该是近期心力过于焦虑的结果，是本能的自我保护，它在提醒我，临近出发，一日重过一日的紧张和恐惧，已经积攒成严重的生理反应，如果不能有效地缓解，上路便是极端的贸然行为。
伴随这种疼痛，我确乎怀疑起自己：我真的能行吗？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吗？那时我在心里陡然涌起一股悲壮的情绪，仿佛为了某种信仰而不得不决然前行。但是，那种悲怆、犹豫，甚至动摇仅仅只是短暂的片刻，一转念我便想到，这次行走对我们的人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有意在日趋保守的中年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为了检验自己是否能够完成，我们为此已经等待了一整年，怎么可能临阵放弃呢？冷静下来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的症状不会是高原反应，我曾经三次进藏均安然无恙，现在仅仅是因为过于害怕，身体出现应激保护，只要能放松下来，解除心理负担，不会有任何问题。
先生也安慰我：明天上路前我再去买点葡萄糖，万一路上心脏出问题，葡萄糖能救命。这是我们在转山攻略上看来的，原以为没用，没想到还是用上了。
乔阳帮我们和老熊联系了向导。因为担心我们体力不支，乔阳建议我们多带两匹马，万一走不动可以让马把我们驮出来。听到这个建议，我们五味俱存：乔阳啊，你在向我们描述你的转山经历的时候不是曾经对你的同伴说：谁也不许骑马，必须自己走到底！你忘了吗？我们也是不会骑马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们就会走到底。
走到底是我们的心愿，否则怎能劳其筋骨，但能不能走到底却是未知，这有待时间去验证。对于乔阳多带两匹马的建议我们没有反对，必须有备无患，不能意气用事。最后，五匹骡马，三位向导，一行六人，组成了我们的出发队伍。因为山势险峻路途遥远，我们的行李装备必须由骡马来驮运，三位向导在带路的同时，路上的一日三餐也由他们制作打理。向导是一家人，领头的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名叫扎西，另外便是他40岁的母亲和三十七八岁的表叔。一家人就住在梅里雪山脚下澜沧江边一个叫永芝的村子，他们村恰好就是梅里外转线的起点。扎西一家人已经多次协助行走者转山，对路况非常熟悉，也有过生死历险的经历，有他们的一路导向，应该没有问题。
18号上午9点，我们出发了，奔向曲登格白塔寺，在那里烧香磕头。乔阳说，转山的人都是从这里磕完头就上路的，从宗教意义上说，这里就是转山的开端，你们已经开始转山之旅了。听她这样说，平生第一次我完整地将额头和身子匍匐在地上，向菩萨磕头，然后站起，接着伏下，再站起，再伏下，往复三次。磕头有种庄严的仪式感，在额头触地的那一瞬间，我的眼里涌上了泪水，我没有向菩萨说什么，也没有让泪水流下来，我只是静静地磕头，再按照藏人的习俗，把采来的松枝扔进香炉，一套仪式完成后，我们便奔永芝村去了。
我们10月16日上午从北京出发，经昆明转机，于当天晚上到达香格里拉。熊三爷亲自来接，安排在2008年住过的酒店。酒店是天然的舞台，能看到各色人物轮番登场表演。留心观察了一下，却发现大多是拖着拉杆箱公款旅游的小官，像我们这样穿着冲锋衣、背着背囊的却几乎没有。想想也对，真正的背包客肯定去老城住价格低廉的客栈。以我们这样的扮相在大酒店里进出，多少有点拧巴。但想到未来十几天的艰苦，也就原谅了自己此时的奢侈。
17日在香格里拉调整、准备一天，到超市买了一箱方便面，及红烧猪肉、红烧牛肉罐头各若干。罐头裹着草绿色的包装纸，印着红五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供”字样，却不知道真假。
当天晚上，躺在酒店宽大舒适的床上，却迟迟难以入睡。尽管此行已经筹划了一年，但因为始终把“转山”当成一次朝圣之旅，心中时时都装着义无反顾的决绝，反而没有仔细关注过具体的路线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风险。此时万事俱备，明日就要上路，此前收集的具体信息才慢慢浮上心头，这两天通过与乔阳电话沟通了解的各种细节，也渐渐地变得沉重。
我们所选择的线路，乃梅里“外转”的传统线路，据称是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白教）第二代噶玛巴活佛噶玛巴希朝拜梅里神山时所开辟和认定，由彼时至今的700多年里，经由无数虔诚藏民的反复踩踏，终于辟成了一条成熟的线路。曾经上网仔细搜寻，却始终也没有查到这一行程的确切里程，但所需的时间却大致勾勒出基本的难度——当地转山的藏民大约需要7天，资深的“老驴”不会少于9天，一般的驴友则需要11到13天。而且这一线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至今它还是一条基本封闭的环形线路，一旦上路，便只有前进，而绝无半途放弃、逃逸的路径。
近年随着外界“进步”步伐的介入，该线经过的怒江峡谷已经修起简易的砂石公路，沿途可以搭车，花一天的时间赶到西藏林芝地区的察隅县或左贡县求助，但在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里，还是处于没有公路、没有城镇、没有手机信号的封闭环境。从考验教徒的虔诚而言，这当然是绝佳的安排，但对于我们，却意味着一旦中途生病、受伤，则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救助，而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最近的乡镇，至少也需要3天以上的时间。如此，倘若真的遭遇厄运，在信任自己的抵抗力之余，便只能寄望于神山或菩萨的保佑了。
入夜，面对同样无法入睡，而且自言感觉胸口沉闷的太太，我只好尽量轻松地好言安慰，无非是说昨天刚到，对高原需要适应，明天一定没事；我们如此虔诚，神山一定关照等等。这样的语言能否对她有所安慰，我完全无从把握。而我分明知道的是，所有对她的鼓励、宽慰，其实都是对自己的宽慰和打气，因为我能清晰地感到，我心中的每一点担忧、疑虑，几乎都会同时在她的头脑中出现。反之，她表现出的任何一点情绪上的波动和不安，我也都分明地知道来自何处。与此相应，如果我能从她的脸上看到我的安慰产生效果，我的心里自然也会随之轻松几分。彼时我还不知道的是，在此后的十几天里，这样的安慰和自我安慰还会屡屡出现，直到整个行程的结束。不夸张地说，一路上看着她的决心、毅力，和间或出现的疑虑、动摇，直至最终的坚持和欣喜，我就像在一面不走样的镜子里看着自己。
如果只用文字，大概可以这样描述外转的线路——所谓梅里雪山，乃“梅里十三峰”的总称，“十三峰”由主峰卡瓦博格居中，向南北两个方向一字排开，并以此成为西藏、云南之间的界山。这一山脉的东、西两侧的云南、西藏境内，则分别是南北流向的澜沧江和怒江，由此形成两江夹一山的地形。也就是说，是梅里雪山融化的雪水，分别向东西两麓流淌，汇入怒江和澜沧江，为从青藏高原发源的两江，提供了继续奔腾而去的动力。
如果在大尺度下观察，坐落在澜沧江畔的德钦县城，几乎就蜷身在卡瓦博格向下伸展的一个脚丫缝里。这个后来被很浪漫地称为“香格里拉深处”的偏僻山坳，之所以能够聚集人口、形成县城，唯一的成因，在于它曾经是茶马古道由滇入藏的最后一个驿站，从此再向前一步，就是翻越梅里的余脉而进入在当时被视为畏途的藏地。我们的路线，是从德钦驾车出发，沿澜沧江峡谷边的公路向南，到达一个名叫永芝的村子住宿，由此出发，弃车徒步，开始了真正的步行转山行程。
在我们的朋友乔阳手工绘制的梅里雪山外转线路图上，这条环形的线路大致可以看成一个四边形，右边的一竖为云南境内梅里雪山东麓的澜沧江峡谷，左边的一竖则是西藏境内梅里雪山西麓的怒江峡谷；上下两横，则是最艰难的两段山路。右边的澜沧江峡谷以车代步，我们实际徒步走了一个写得比较方的C形。
这个C形线路的右下角，就是我们此行的起点，位于澜沧江畔的永芝村。由此向西，翻过徒步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险峻的多克拉垭口，便到达了左下角的转折点，处于西藏境内的阿炳村；从这里沿怒江峡谷向上，到达C形线路的左上角，西藏察隅县察瓦隆乡；从这里转向东，经格布村、来得村，翻过最后、也是最高的说拉垭口，便回到了C形线路的右上角，也是徒步行程的终点梅里水村。
总计15天的行程，其中12天是在封闭环境中徒步，其间所遇、所感良多。但按部就班地叙事，不是我的长项，因此很难一一道来，择其印象最深、感受最切者，记录之、感慨之。
出发前，扎西爸爸（右）和表叔一起在骡子身上扎紧驮筐。他们用麻绳捆扎驮筐的手法极其娴熟，一根绳、一个扣，便解决问题。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手法竟和我在北京郊区插队时，当地老乡的手法一模一样。相距数千里之遥，永芝村又躲在如此隐蔽的大山里，相互学习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他们如何找到了同一种最便捷高效的捆扎手法，只能是个谜。类似的谜还有酒的发明，在相互隔绝的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先民们便各自独立又不约而同地发现了酒的妙处，并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利用各种原料的酿酒技术，堪称文明史上的奇迹。
乔阳把我们想象得比较娇气，预先就向扎西爸爸预约了五匹骡马。对于一支三人的
转山队伍而言，五匹马、三个人的马帮，有些过于奢侈了。没想到的是，出发当天真正装驮时，发现五匹马竟然还有些不够用，乔阳在德钦帮我们采购的米面蔬菜、锅碗瓢盆，多到有些吓人。果然，直到转山全程结束，米面油盐都还剩了不少。估计乔阳从来没有接待过我们这么“菜”的转山客，慎重一些也在情理之中。
这是第一顿午餐。这是一个典型的营地和野炊的场景，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有一块平地，就是理想的营地。但沿途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并不很多，为了从一个营地赶到下一个营地，我们曾经走过11个小时。
几块石头摆成一个“品”字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火塘，可以满足所有炊事需求。但第一次看扎西一本正经地炒菜，还是颇为惊讶，没想到在野外还有这么复杂的厨艺。但扎西说，这并不只是为了我们，他们自己也是这么吃的。看着扎西熟练地切菜、炒菜，我相信他说的应该是真的。他说自己在山上放牛时，都是自己炒菜做饭。
炒菜锅左边的那口锅叫“锣锅”，弧形底，带提梁，锅盖也呈弧形，但没有把手或提梁。在我看来，这种锅设计得不尽合理，既不好倒，也不好支、不好拿，拿开锅盖更是费劲。但三爷说，这是当地藏族最喜欢的一种炊具，既可以烧水、煮菜，又可以焖饭、烙饼；既可以倒，又可以舀；既可以支着烧，又可以挂着烧；锅盖翻过来又是一个盛器，就像图片最下方能看到的那样。总之是一锅在手，万事皆备。后来看到所有的藏人转山队伍，只要支起火塘做饭，必有一只“锣锅”。
锣锅旁边是常见的高压锅。在高海拔地区，高压锅必不可少，否则做不熟米饭。
表叔手里拿的是一只改良的酥油茶桶，塑料的桶身代替了原来的竹桶，看上去有点奇怪。打出来的酥油茶倒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我在别的地方喝到的茶味稍淡，我猜可能和这里海拔较低、蔬菜比较丰富，因而对茶的依赖不强有关。在藏族或蒙古族的生活中，饮茶之所以必不可少，主要是因为茶叶中的维生素，可以代替蔬菜、水果的作用。
扎西妈妈手里提着的塑料袋里，装着的是结成一团一团的熟玉米粒。我辨认了一下，应该是用比较老一点的新鲜玉米，经炒熟后风干，用来泡在酥油茶里吃。我试了一下，又硬又韧，嚼不动，从此放弃。大概游牧民族都有类似连吃带喝的食物，如蒙古族就有奶茶泡炒粟米的吃法。除了可以在饮茶时增加一点味道之外，条件简陋时，酥油茶泡玉米或奶茶泡粟米，也可以是临时充饥的方便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