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9年，东汉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开国君主刘秀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神，勒紧裤腰带大力压缩行政预算，裁减官僚机构，斥巨资在首都洛阳皇宫外八里处兴建规模可观的太学。最初，太学生只有几千人。经过几轮急剧的扩招，太学生人数激增到三万多人，比现在北京大学总人数还多。随着学生的激增，校舍规模也日渐扩大，到司马防生活的时代，太学已经拥有二百四十栋建筑，近两千个房间。（《后汉书·儒林传序》）
这就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师资力量最雄厚、办学条件最优越的高等学府，世界学子心目中的圣地——伟大的东汉洛阳太学！
公元2世纪60年代，洛阳的太学生们还是充满激情与梦想的。他们不像后来的太学生们那样世俗、功利、漠不关心政治。当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洋溢于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舆论的力量对于司法的不公可以产生现实的影响。
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因为依法逮捕宦官赵忠的不法家属而被判刑服劳役，太学生领袖刘陶率领数千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不得已赦免朱穆。（《后汉书·朱穆传》）
公元162年，宦官向名将皇甫规索贿未果，将皇甫规迫害入狱，太学生领袖张凤等三百多人游行示威，朝廷不得已赦免皇甫规。（《后汉书·皇甫规传》）
此外，太学生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品评政要和名流的沙龙，当时称之为“清议”。清议的尺度很开放，言辞很激烈，上至执政的外戚、当红的宦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旁及学术界、司法界的怪现状，无不在抨击范围之内。
在清议的过程中，朝中正直的官员、开明的外戚和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们逐渐形成了针对宦官的统一战线，这在当时被称为“清流”；而他们的对立面，宦官及其党羽，自然就是“浊流”。
宦官们感受到了深刻的威胁，他们对清流切齿痛恨。公元166年，在清议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当局终于开始了血腥的镇压。太学生的偶像李膺等两百多名正直官员以煽动学生、结党营私、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
水滴进了油锅里，社会舆论爆炸了。太学生们通过请愿、示威等种种方式在皇宫前进行抗议，太尉陈蕃、外戚窦武也积极展开营救活动。社会各方力量奔走努力的结果是，李膺等官员被释放，但同时被宣布终身不得为官。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三年后的公元169年，掌握实权的窦武、陈蕃起用李膺，决心彻底铲除宦官。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宦官们面临死亡的威胁，空前团结作困兽一击，结果窦武、陈蕃遇害。李膺等一百多人再次被捕入狱，严刑拷打之后死于狱中。这次被禁锢的“党人”有六七百之多，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情远远没有完结。也许天真而勇敢的太学生对于朝廷还抱有希望，也许他们已经绝望，总之公元172年窦太后死去，洛阳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张匿名大字报，点名抨击当红的三名宦官头子：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后汉书·宦者列传》）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遭到了宦官们空前的反扑。他们召来在军界享有威望的将军段颎，出动军队大肆逮捕太学生一千多人。经过这次反扑，太学生对政治彻底绝望。
60年代，这个充满青年人光荣与梦想的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开国之初，已经贵为天子的刘秀与他昔日的大学同窗、一介布衣严子陵同榻而眠这样令人神往的故事，已经彻底成为传说。整个国家由理想主义转入实用主义，社会风气也就此江河日下。纯粹具有正义感和报国热情的名士难以再有生存的空间，虚伪造作、奢侈淫靡的时局需要真的猛士来收拾。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60年代以前的风骨。
不求生，就要死，这是60年代以后的环境。
要生命，还是要灵魂，这是70年代生人面临的问题。
司马懿就出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