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从“地方”与“中央”之争，不妨再回溯到“晚清十年新政”，虽然人人都意识到那是一个“山雨欲来”的时代，却未必能够明了为什么进一步的改革却触发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正如傅勒接续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论题所指出的：“这个旧制度对于它所包含的现代性成分来说是太过于陈旧了，而对于它本身那种古老过时的东西来说又是太新了”，由此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也就是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重重扩大起来的就是这个基本的矛盾。而这个制度对立的两极，即国家与社会，越来越难以相容了”；可是“一纸空文”的《清帝逊位诏书》不会显示出这种内在的深刻危机，而有可能被“去历史化”地解答为“在此存亡危机之关头，清王室能够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实，屈辱而光荣地退位，将一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连同各族对于清王室的忠诚、臣服，和平地转让于中华民国”，因为继承了这个“偌大的帝国疆域”，“辛亥革命”的历史位置或许可以进一步让给清帝国治理下的、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中华太平盛世”，这个被称之为“大清国”的多元族裔帝国确实有可能与通过这场革命建立起的中华民国之间构成“前生今世”的关联。不过，这一思路姑且不论其受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影响，将清朝视为“多元族裔帝国”本身即包含了解构中国的危险，关键在于无法绕开辛亥革命的创新性，弥合起“五族君宪”与“五族共和”之间的根本差异与断裂。
如果充分意识到辛亥革命的创新性，那么孙中山依然是理解这场伟大“革命”的关键人物。就像杨国强在为沈渭滨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写的序言中所强调的：“近代中国以古今中西之争亘贯百年新陈代谢。这个过程产生了许多出众的思想和议论。但据我私见，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则只有两个：一个是三民主义，一个是五四后三十年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当然超越了三民主义。然而同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和思潮相比，三民主义仍然有它耐读耐想的地方。”“先于孙中山的人物”如章太炎，考察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言论，也有不少“耐读耐想的地方”，可若从“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来看，当然无法和孙中山相比。而在孙中山之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把他视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并在继承孙中山事业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新的“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倘若没有对这种革命传统的自觉继承，很难想象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共一大13位国内出席者代表的全国党员只有57人——如何再一次取得革命的胜利，完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二次共和”。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把孙中山和鲁迅视为精神上的同调者，可谓别具慧眼。在鲁迅那儿，从“阿Q”出发的辛亥革命反思，还可以进一步推衍出对能将阿Q的要求容纳进去的、新的革命的呼唤。从1931年开始，鲁迅倡导木刻，就是因为他在这种新兴的艺术样式中发现了将新的革命要求“形式化”的可能，他称之为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境界”：“这就是所以为新兴木刻的缘故，也是所以为大众所支持的原因。血脉相通，当然不会被漠视。所以木刻不但淆乱了雅俗之辩而已，实在还有更光明、更伟大的视野在它的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