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贾平凹的小说都具有最坚实的本土特色。关于贾平凹的《废都》的争论，在90年代初的文坛形成了影响面最广的一个文学事件。争论的焦点是《废都》写了性，如此露骨地写了性。关于《废都》的道德批判给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重新出场提供了最有效率的话语机制，但我们今天或许可以重新审视，贾平凹何以要在90年代以露骨的性描写来揭示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问题？这个时代的精神困扰，只有通过身体的焦虑才能表现吗？经历过《废都》的争论，贾平凹在21世纪过去几年出版了《秦腔》这种关怀现实的作品，他以更为平实朴素的笔调来写乡村生活，写出那种原生态和颓败的乡村景象。《秦腔》与《废都》一为乡村，一为城市，二者风格迥异，它们显示了贾平凹另辟蹊径的努力。《废都》的焦灼放纵，与《秦腔》的质朴本真构成强烈反差，前者试图回到传统美文，后者却是贴着土地在写；很难说何者为高，只是作者开掘不同的表现方法而已。但《秦腔》确实表现了回到本土、回到汉语的小说开掘出厚实而真切的当代性。把这两个文本放在历史语境中来阐释，是要看到小说文本是如何与历史发生关联，并且历史意义又是如何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小说文本内的。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他并非是刻意要在马尔克斯之后来说中国的故事，只是去写出20世纪中国乡村农民的本真生活，对农民几乎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在这部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寻求朋友，都有说出心里话的愿望。这样的一种愿望跨越了20世纪的乡村历史，刘震云在这部小说里建构了一种新的关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一种自发的农民的自我意识。在20世纪经历剧烈转折走进现代的过程中，乡村农民也有他们的孤独感，有他们的内心生活和发现自我的能力。
这部小说令人惊异之处还在于，它并不依赖中国长篇小说习惯于依赖的历史大事件进行编年史式的叙事，它的叙事线索是一个乡村农民改名的历史。杨百顺改名为杨摩西再改为吴摩西，最后改为罗长礼——这是他从小就想成为，却永远没成为的那个喊丧人的名字。这部作品开辟出一条讲述乡村历史的独特道路。
这部小说对中国乡村生活与历史的书写，一改沈从文的自然浪漫主义与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宏大现实主义传统，以如此细致委婉的方式，在游龙走丝的笔法中透析人心与生活的那些关节，展开小说独具韵味的叙述。这似乎是从汉语言的特性中生发出文学的品质。它表明汉语小说在21世纪依然有能力保持自身的独特文学性，并且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
很显然莫言在当代中国小说家中显得无比强大。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积极肯定，也表明莫言的作品经得起世界文学标准的考验。从《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从《檀香刑》到《生死疲劳》，直至《蛙》，我们看到中国进入现代历史的苦难历程，分析这样的文本，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历史中，同时回到当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中。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莫言的作品的艺术含量，他对当代文学变革的贡献，甚至向世界文学贡献的中国文学经验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