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机制过多，而中国社会更多的是等级制的？
施密特：我总是不大愿意把2000年前的儒家学说同今天的西方社会相比。无论欧洲人多么喜欢民主，喜欢雅典和伯里克利（Perikles，古雅典民主派政治家，曾统治雅典，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平民阶层的权利——译注），他们不明白以下的事实：古代雅典有奴隶，雅典社会由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即雅典公民，人数最少；外来居民，人数较多；奴隶，占绝大多数。外来居民和奴隶没有公民权，雅典的民主在相当程度上是精英们的民主。在19世纪的欧洲，启蒙主义开始以后，民主也是精英们的民主。妇女没有选举权，男子的权利受很大限制。表决时，拥有大量地产的人较之没有地产的人，分量要重得多。欧洲民主主义者的傲慢使他们对欧洲民主直到进入20世纪后仍然保持的严重缺陷熟视无睹。例如在德国，直到1919年才实行妇女普选权，那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西伦：再回到当前儒家学说的强项问题上来。它对未来中国的凝聚会起什么作用？未来的中国将出现越来越大的文化真空。
施密特：这是大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头25年里，人们似乎同儒家学说原则上决裂了，把它废除了。中国出现了一个思想意识的真空，或者说（如果您愿意这样表达）哲学的真空。今天，又过了30年，看起来儒家学说又会变得重要起来。
西伦：因此对媒体实行较严的控制。
施密特：如果您把它同德国、丹麦或荷兰相比，对媒体的控制是严的；如果同毛泽东时代或者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或斯大林时代比，那是弱的。
西伦：出现真空的时候，进行更加公开的讨论不正是有意义的吗？
施密特：比起我们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或者不断更换总统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所看到的统治制度，目前中国的一党统治肯定是更合适的。只要中国领导人不犯重大错误，他们的一党统治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所有的邻国都是有价值的，比退回到国共两党打内战或者李姓军阀同王姓军阀打混战更有价值。
西伦：如果人们感到了真空，就可能开始对过去几百年在中国出过的书籍、想过的问题和教过的学问产生兴趣。不仅在中国，还在全世界，都会是这样。
施密特：与此相关，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一本书给我印象深刻。雅斯贝斯是德国一位杰出的大学哲学家，1956年他出了一本题为“大哲学家”的书，第一章写“四个权威人物”：苏格拉底，孔子，佛祖和耶稣。这样的排列令我感到惊奇——我那时对佛教和儒家学说还一无所知——但我被雅斯贝斯的思想折服了。佛祖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也在中国和日本，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本国的范围。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耶稣当然也是这样。还有苏格拉底，他对美国和欧洲青年人的教育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而孔子虽给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打上了烙印，却还没有达到风靡全球的程度。所以中国人正在到处成立孔子学院。雅斯贝斯此书最触动我的是，那四个权威人物之一不是柏拉图，也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思想何等有信服力，以至于他不用写成文字就能传诸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