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苏格拉底和孔子有什么不同？
施密特：说到苏格拉底，文字的见证来自他的弟子们，多数来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作为人也许比孔子谦虚，他有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而孔子则有意识地利用了自己的威信。苏格拉底被当时统治者的一项判决逼得自杀。过了几代人之后，希腊人才明白他是个伟人。最后这一点也符合孔子的情况。就此而言，有相似之处。
西伦：我曾试图要确切地搞清楚，当统治者不再受天命时，人民是怎么撤掉他的。可是我没能弄明白。什么时候皇帝的统治不再符合民意？对此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是一种相对随意的制度。实际上对革命者有用。
施密特：据我所知，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也都没有准确的叙述。但他们所用的“受命于天”这个说法是有意思的，即并非奉某个圣人之命行事。今天也许可以用“命运”来代替这个“上天”。无论如何，统治者可能丧失自己的使命。
西伦：这种说法并不能使为什么撤销任命这个问题变得好回答一些。难道儒家学说这么令人信服，以至中国人可以放弃启蒙主义吗？儒家学说中已经显露端倪的东西，有许多也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以贯彻。
施密特：欧洲和北美启蒙主义一个非常根本的要素，是科学和哲学从宗教戒律和传统中自我解放出来。这在中国是不需要的。西方启蒙主义的另一部分，是把自然科学从宗教的创世论中解放出来。这在中国也已是天经地义。公元1616年，伽利略被判不得传播他的科学认知。直到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才为伽利略及其学说平反，承认教会犯了司法错误。教会花那么多时光才终于认可物理学的知识，这在中国是不需要的。
中国人也是在欧洲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下进行了深入的天文研究。与穆斯林阿拉伯人相似，中国人在探索太阳系和行星系方面有很大进步。在我看来，到欧洲中古时期末时，中国人的天文学比欧洲人更先进。
再回到您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中国不需要通过启蒙运动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欧美启蒙主义发扬了两条在中国未能产生的原则，甚至使之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个人权利的原则和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即民主的原则。北美和欧洲的民主是启蒙运动的一项成果。民主在英国贯彻得略早一些，但在荷兰、法国，尤其是北美，民主与启蒙是相随相伴的，个人权利也是如此。
就此而言，中国的文化发展在这方面落在欧洲和北美的后面，但并不落后于俄罗斯、伊斯兰或其他文化圈。
西伦：和一个基于法律的社会相比，一个基于个人道德的社会是否有点理想化？儒家认为不需要有体制化的法律，因为人是自我教育和被人教育的。
施密特：我不知道是否能说儒家不需要法律。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年代里，当然也有刑事诉讼。它们是由各级衙门审理的，有省一级或王公一级的，有朝廷一级或朝廷命官一级的，但都是个案处理，而不是按法律办事。在欧洲，法律也是较晚才有的，而且法律不是来自耶稣，不是来自保罗（《圣经》中初期教会主要领袖之一——译注），也不是来自托马斯·阿奎那（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译注）。基督教不认同有个人权利，只知有戒条和禁令。
西伦：在西方文化里，法律早已起着较大作用。中国到现在才发展法制。在这方面，中国必须与世界接轨吗？
施密特：必然的。因为对外开放需要签合约，而合约又需要仲裁法庭。人们必须依靠合约，如果没有合约，就必须相信公法是有保证的。中国正在制定一部公法，它又分为行政法和刑法，还在制定一部私法。中国还没有制定宪法法。宪法存在于纸上，但它同我们所理解的宪法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