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不少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实验和创新，但却把它归诸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过渡做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华盛顿共识”。
由此看来，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模式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它开始具有了世界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奇迹的发生并不像上述几种解释所说的那样，而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在更高的层面上加以认真的探讨。于是，在与史正富教授商量之后，我们把论坛的主题定为“解释中国奇迹之谜”，因为新的历史已经开启。我们把设想转达给应邀出席论坛的各位演讲嘉宾，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这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准备他们在论坛上的演讲。在法兰克福的玛丽蒂姆酒店，临演讲前，我们看到菲尔普斯教授、侯赛因教授还在修改他们的演讲稿，力求至真。
论坛举行的那天，200多位中外嘉宾出席了会议，除了柳斌杰和施罗德外，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等政要也前来参加会议。柳斌杰署长和施罗德前总理先后在会上致词，阐述了他们对中国奇迹的理解，获得了与会经济学家的共鸣。尤其是施罗德前总理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中国近年来的进步，高度认同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认为强大的欧洲不应该把强大的中国当作对手，而应该当作伙伴。施罗德还称赞中国政府在政治、外交上的务实态度，指出这种态度使中国在包括缓和台海矛盾等许多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大家都认为，这是欧洲政治家近期关于中欧关系最具积极意义的重要讲话。
6位经济学家在演讲中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总结了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奇迹”发生的内在原因；同时，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以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菲尔普斯教授从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命题——人类追求幸福出发，阐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深刻意义，充分肯定了中国自经济改革以来创新的不断涌流，并建议中国为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创造体制条件。
林毅夫教授以发展经济学的前沿视角分析了“中国奇迹”的成功之道。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战略既纠正了违背比较优势的激进跨越，又避免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的经济休克。中国依据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渐进推动产业升级。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张不同，中国政府在此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试图总结出基于中国和若干东亚国家发展经验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并为经济学理论本身做出贡献。
作为60年代曾以外国专家的身份在中国工作过的著名经济学家，侯赛因教授既总结和赞扬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成就，又对中国完成现代化的必要步骤以及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何梦笔教授则从社会心理建构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独到分析。他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文化具有一种极其独特的长远眼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怀着一种乐观精神，而这便意味着大胆尝试与创新的勇气。
史正富教授从中国地方政府作为改革主体的角色出发，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其独特道路，指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改革治理的三元结构与三维的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