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式领导力”小试牛刀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内战便打了起来。那时的褚时健正在昆明读高中。在“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口号中，易冲动的少年们根本无心再读书，于是，念到高一，本就一腔热血的褚时健便在读书上熄了火。再加上当时堂兄褚时仁、堂弟褚时杰都已经入伍，于是，褚时健也放下书本：“不读了，打游击去！”
这一去，就是8年。
堂兄褚时仁是褚家兄弟中首个为新中国成立奉献了生命的人，当时，他才24岁。在一次战斗的密集炮火声里，当褚时健一听到堂弟说哥哥没有突围出来，他不顾上级要求撤退的命令，坚持在战友们所说的最后见到哥哥的地方，一具一具地翻看那些尸体，想要带哥哥回家。
执拗的他没有如愿以偿。但他的这番作为却让他所在连队的连长看中了：这个小伙子不但读过书，会待人接物，而且打仗不怕死，有情有义！在连长的举荐下，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褚时健境遇一变，竟成了领导党员的指导员！
但这次“职务提升”对褚时健而言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他看来，入不入党、是不是指导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干的是革命工作。
后来到了清匪反霸运动时期，陈赓兵团10万大军正式进驻云南，再加上从西南入川的原进藏部队与云南原有的部队，近40万大军的粮草问题，成了新生政权必须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府决定，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向各地百姓征粮来作为战用物资。那时候，褚时健的部队总是比别人征得更快，别人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了——他出色的领导力再次得到证明，这让部队领导与地方领导对这个有为青年刮目相看。
褚时健认为，自己之所以征粮速度快，并没有什么诀窍，更不是强征甚至硬抢。在他看来，征粮的关键在于确定每户有多少田，是什么样的田，单产量有多少，在这个基础上，每户应该上缴多少。而且，要充分扣除每家的人头粮，剩余的才能上缴为公粮。
他家世代务农，自然理解农民的苦处，也就能设身处地地从农民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说：“从小，我就认为，对别人一定要有同情心。征粮虽然说是当时的政策，但收粮却不给钱，从农民的角度来看总是会不高兴的。”他还说：“做群众工作，一定要讲出道理来。你说征粮很重要，但站在农民的角度来说，填饱一家人的肚皮更重要！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任务，他要保证他一家子不饿肚子。他拼命报低，你拼命争高，两边都僵持着，只会把事情搞糟，只有双方协商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各方的需要都平衡一下，单顾我不行，单顾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平衡了各方的利益，事情才能办得好。”
通过这次征粮运动，褚时健不但顺利地完成了党下派的任务，还与农民们交了心。“在很多问题上，不但要让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单是只要自己好，不管干什么工作，别人自然会很反感。”多年以后，再忆及这段征粮时光，褚时健的论调依然人性化。
这种“利益均衡”、带着褚氏色彩的人性化主张，在他日后的经营生涯中，不仅为烟厂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让褚时健的事业越做越顺利，同时也让烟厂的工人与烟田的农民过上了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