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刚刚来到北京，在天安门扭着秧歌迎接解放，在天桥万胜轩小戏园子唱戏。这年春节前我认识了老舍、侯仁之、吴组缃等先生。当时天桥完全是旧模样，韩家潭、莲花河下等妓院还很热闹，四神庙一带估衣摊子，卖狗皮膏药，八大怪的后代，各种摆摊卖小吃的，说书棚子，练把式、玩儿杂耍的，小桃园戏院、小小戏院、万胜轩戏院，丹桂、中华小电影院，也都在那一带。还有数不过来的各种书摊。书摊上卖的中国古书是布皮的，最多的是普通书、小人书，也有洋字码的书。那时我不认字，也叫不出书名。天桥吸引着各阶层人，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天桥被看成是下等人娱乐玩儿闹的地方。可是解放了，那些旧习俗观念都被人们扔掉了。在解放初，天桥虽然还残存一些旧的势力，可是拦不住新的观念思想要求了。我在天桥演戏可说一炮打响了，开门红，唱戏的台上见，观众是评判员。这话我从小就记住了。按北京的旧观念，不允许我进大剧场和长安、吉祥、广和等戏院，我就落脚在天桥小戏园子，搭的是草台小戏班儿。
一些文人如老舍、侯仁之、吴组缃先生等对我很感兴趣。他们不单在园子里大长条板凳坐着看戏，还到后台来看望我们。不单学者、教授来后台，领导也不少，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同志、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北京市人民法院长马锡武等都来看过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不通知我们，自己就买票来了，保卫的同志也看不出来，我们却是感动得请他们来后台，散了戏同坐在土台子上，聊天谈话请他们提意见。新出牛犊不怕虎，我很幼稚愚蠢，可敢说话，领导和专家都夸奖我单纯，唱戏卖力气，功夫不错……当时我的领导李伯钊、王亚平同志都关心我的终身大事，为我选择对象，也为我介绍了不少人，我都不同意。记得伯钊同志为我介绍一位军队的政委，他把我接到他家。杨尚昆同志也很喜欢我，常说：“这个年轻人很好……”刚刚解放啊！进城的干部很多，都因为革命事业没有成家。给我介绍了不少干部、军人，我都不同意，我也不敢直接对领导说这话。我有一个办法，看见哪个来相看我的对象，我就找借口说：“叔叔，我要出去一趟，有急事……”这一叫叔叔，对象事就吹了。这是从小在戏班唱戏学的，叫一声长辈，人家就不会在你身上有打算了。当个小辈不吃亏。就用这个办法还真吹了不少。
我最喜欢跟老舍先生聊天谈心，他没有架子，容易接近。他常来天桥和我住的地方，那是天桥最南头很僻的地方，又脏又破，小平台没瓦的房，老舍先生来我们这个破穷家，跟我二姨聊天，他非常和气热情。老舍先生为我的婚姻大事，跟我多次长谈，我也把心里话告诉老舍先生。我从小学戏没有读过书，也没有知识，连字也不认识，父母都是受苦人，他们常说：“我们是睁眼瞎，不认字，就知道吃苦、受罪，认命吧！……”在旧社会，唱戏的是下等人，是妓女一流人，谁看得起呀！上等人谁能跟我们来往啊！我虽然被人家看不起，我自己可不能也看不起自己，我找对象可不能马马虎虎图个漂亮小伙儿人样子，必须在我生活中是老师，帮助我，提高我，文化程度、思想水平、品德都高，有成绩的男子汉。因为我也看到戏班里的夫妻，有的男人对妻子笑脸见着，双手牵着，低三下四，哪像个丈夫，简直是讨好的佣人。不高兴了就打，转脸就乱来，真是个窝囊包。他们好好不久就散了，脱离关系，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