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我爸爸和我妈妈认识的人是众所周知的老舍先生。他是个典型老北京，也是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海外回到故乡的，他最喜欢逛的是京味风俗浓厚的地方，那种地方首当其冲就是天桥，老舍先是在天桥发现了我妈妈，而后他像同是作家的我爸爸介绍了这件事，后来我爸爸也和一干朋友兴致勃勃地去了天桥看戏。当时就对戏台上的我妈妈产生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要为一本杂志写一下那个红遍京城舞台的评剧女演员新凤霞，对我妈妈进行了平生第一次的采访。
我爸爸一定是发现我妈妈和他过去认识的那类漂亮女人不同。那些女人一般都有些文化，都识字，都有些小资，小资的意思就是性格独立，就是比较自主，就是喜欢时尚，说些前卫语言，有时会跟男人叫叫板。而我妈妈不是那样的女人，我妈妈在台上是一个独当一面的充满艺术特质的天才，不过到了台下她却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中国女人，她崇拜文化，崇拜有文化的男人，她自甘示弱，自愧不如，她对我爸爸是绝对的仰视。在我爸爸眼里，这就是我妈妈最动人的地方，她是那么大的演员，当时的北京城里可能再没有一个演员的风头和名气可以望其项背。但是在我爸爸面前，她的那种出自全身心的尊重与信任却是前所未有。她请我爸爸给她的戏提意见的要求绝不是说说而已的表面文章，她对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的渴望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几个月以后，那是1951年，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了。再后来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在我爸爸的帮助下，我妈妈真的从一个民间艺人成长为了一个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艺术大家。将近50年的婚姻，这期间，他们的生活中有欢乐也有艰辛，有成功也有失意，有顺利也有过灾难。但是他们情感笃定，携手前行，直到生命的尽头。许多人预料他们的分手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甚至从来都没有被怀疑过。一是由于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崇拜和信任，基础极其牢靠；二是因为我妈妈的典型性，正是因为她的那种来自泥土来自民间的朴实和忠贞意识，让她在我爸爸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离婚，成就了我们家庭的圆满，让我们几个孩子从没有失去过爸爸。也正因为如此，我的妈妈在享有大艺术家声誉的同时，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声：一个坚贞不屈的妻子。
我的妈妈甚至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地站在我爸爸一边而心力交悴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她在50岁的时候患病以致半身不遂长达20多年。我爸爸陪在她的身边，鼓励她继续一个艺术家的步履，而我妈妈又一次证明了她的与众不同，她从一个舞台上的演员转换成了一个作家！她出过好几十本书，这和她在舞台上的表现一样，是个奇迹。
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故事有很多，而那些故事总是会引起人们的好奇。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接一本总是在出版。我有时会想，一个才子与一个美女的故事，这个永恒的爱情主题是不是永远都不会令人乏味？
我是爸爸和妈妈的女儿，我知道每一个好故事总是层层剥茧，每一层都出人意料才会好看。其实我爸爸和妈妈的故事还有许多内容有待发掘，也许关于他们之间的传说和议论，还会不停地继续下去，关于他们的书还会不停地出版下去……
2012年11月3日
#序（1）
吴祖光
新凤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29篇，约60余万字。估计一下，包括几种不同的版本及外文译本在内，这本书是她的第13本文集了。她着手大量写作，从1977年开始，至今约为13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20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官办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名动海内外，然而偏偏命运坎坷，横遭不幸，受到的是教人至今难以想象的种种政治迫害。最终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医误诊，落得半身残废。这就是新凤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发生了。从1957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新凤霞大可列入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做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媲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哪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想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特异功能”。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他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20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逸闻趣事竟达60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我和皇帝溥仪》一书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6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序（2）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谁都知道，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谬、残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却由于我，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做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沐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地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50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做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能一步一挨地艰难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试一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
晨起听北京新闻广播，介绍曾经默默无声地编过一千几百种书的资深老编辑常君实先生的事迹，誉之为中国的脊梁。我非常高兴凤霞这本新书的编辑又是常君实先生，因为她的头两本书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地来编凤霞这本书，可以想象，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这一回又是君实兄要我写篇序，给我一个机会说说凤霞的情况，也说说自己的歉怅。歉怅亦就是“欠账”吧？凤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尽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状，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0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