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基德第8答 是的，做《鳄鱼》时我是那样的。后来，在参加一些欧洲影展和加拿大影展时，得缘与无数的同性恋朋友相识，跟他们接触后，我身体里先前存有的那种抗拒感才逐渐消失，我们甚至成了朋友。虽说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很多，但依然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并不会义务地去同情或说关爱某种少数族群（并不会因为他们看似“势单力薄”而盲目产生同情感） 。我对所谓“纯粹”一词一直就心存疑虑，真正的纯粹即使世上真有，也是极为稀罕之物。我们所见到的“纯粹” ，不过是经过包装后的一种自我防御的武器而已。我自然也未能免俗地和大多数人一样，伪装纯粹。对于别人的某种不足（简单地如：缺乏耐心，缺乏爱心，缺乏安全感等），我也想尽量从肯定的一面来对待，但又担心这样单纯地去判断，最后反而会有不知何时被反咬一口的结局。因为我对区分“伪恶与恶”之类的能力和智慧都尚不充足，所以今后可能还会不停地误会某些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比起给予关爱来，我的反应首先可能是武装自己、警戒别人。不过我现在正在一一地剥离这种武装。
金基德第10答 错。你为什么没想过，实际上那（性行为）不过是电影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呢？啊，不是，他们没有性行为是明显的。但这绝不是1970年代的复古情感。我也知道很多观众因为电影里没有性行为而大受感动。或者干脆认为，这是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我要说，《坏小子》之所以这样呈现，既非前者也非后者。我也没想过什么“圣女”的形象。也许是一种无责任吧，但我确实无法解释。这是框架，或说是故事，或者说是一种“花招”和“控制手段”——导演对角色的操纵，对观众的操纵——如果因此而感受到恶意的话，很抱歉。我再说一遍，他们有没有上床这件事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只是我们因为他们“做”或者“没做”而随之情感扩张，这一行为或许让我们感觉他们抛弃了现实中的很多事，或者让我们觉得他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其实，即使“做了”也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些故事大纲，而主题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将《坏小子》当成情节剧（melodrama）来看的观众，基本上都会有相似的看法。但我拍这部电影，是为了给那些没有陷入到情节剧陷阱的观众们。虽然我不能阻止人们从各种角度阐释电影，但我希望有些观众可以不将之看成约定俗成的情节剧，而将之看成一种类似“今天和昨天几乎没有变化的日常生活”般的日常性电影。虽然这个要求看似有些困难如果你仔细地琢磨，仔细地看，就会发现，《坏小子》不是一部情节剧。越害怕丧失，便越会将之看成情节剧（看到结尾，似乎男人应该和女人相爱，而远离卖身这一“卑劣”行为，但没想到男人虽然带走了女人，结果还是在海边继续卖身的营生。观众就会自然地生发出一种“丧失”心理。而这种丧失感，便是陷入情节剧的陷阱中不能自拔的一种体现）。
对答后记先前我曾设想过要写出一个长篇大论式的后记来。但最终却只想用一句话来表达：烦躁郁闷。如果我一早就把对方当成艺术家来看待的话，想必不会做出“用星别来给电影打分”这样的幼稚行为。即使那是电影界的惯例，或许我也应该只是在面谈时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这是我后来才醒悟到的。当时在给金导演发送提问时，其实我希望他对此一概报以轻视的态度。就像我在开头部分“殷勤地”提示劝导的那样，希望他“写出自己的随想，即使与提问无关”（比如在第12问，我以罗列自己印象深刻的金基德电影结尾的方式来提问，自然可能“遭受”无视）。但导演并没有就此去寻找挖掘什么狡黠的迂回之路。也许这种态度正映射了金基德的真性情不是吗？按自己的标准去设定社会的、美学的议题，然后再去正面碰撞冲击而来的金基德电影因此引起我们的关心。在导演因最后几个问题而甚感烦躁不予回复之前，他一直态度诚恳地一一回复了我看似单方面的提问。为此我想借机表达我的谢意。这次问答使我真心地理解了金基德导演，我感受到他的率直——他从不试图用类似教科书般“有力”的言辩去保护或装扮自己。喜欢金基德电影的观众和读者们，可以从他毫不掩饰的率直中得到一种安慰。2003年2月末，因出版社牵线我和金基德导演在首尔的仁寺洞有过一面之缘。那之后又因质疑和答辩而通过一次电邮。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没有碰过面或有任何书信往来。换句话说，我们以上的行为（见面和电邮）只是进行了能够将这次“问与答”称为“访谈”的证据而已（一种类似“不在现场”的性质） 。当然这和我住在庆尚北道的大邱以及正赶上导演这段时间在国外繁忙活动有关。当然我们两人就只是通过电邮对谈也有所不满，因此约好再次面谈，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实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