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3个月，身处离好莱坞3000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7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1941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9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