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听盛宣怀张口就要100万两，吓了一跳，不肯同意。一则轮船招商局并不归他管辖，二则以招商局的经营状况，还款可谓遥遥无期。
盛宣怀岂肯罢休，跟他软磨硬泡：“沥陈此局之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苟圃于狭小，他日绝不足与各国商轮竞，是归并旗昌厚我势力，实为此局生死存亡之大关键。”沈葆桢拗不过他，只好先解决一部分。然而盛宣怀还是不依不饶，第二天又来叩门请见，指出了各种资金来源。沈葆桢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劝令旗昌原有的华商股本20万两投资招商局，又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地财政中拨款，共筹出100万两贷给招商局，解决招商局盘下旗昌的第一期付款。1877年3月1日，第一期款项付清，旗昌公司的16条轮船以及全国各处的码头、栈房就全部归入招商局经营。这样一来，招商局的实力和名声大振，成为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并驾齐驱的三大轮船公司之一。
这项交易一经实现，市场上已经跌到只值60-66两的旗昌轮船公司面值100两的股票价格立即回升。一个外国亏本公司的股东不仅未遭损失，反而有余利可得，这是只有在半殖民地社会才会出现的奇特现象。无怪当时美国公使西华（G.F.Seward）喜不自禁地说：“现在我们这个公司的股东已经安全了。”根据熟悉情况的外国商人估算，招商局在这一次交易中至少多付了50万两白银。舆论都认为这笔交易对旗昌极为有利，因为在这条航线上，旗昌的木轮船已经无法与英国的铁轮船竞争了。
事实上，这是一场互利的交易。旗昌轮船摆脱了原来的困境，而轮船招商局则壮大了自身的力量。虽然花高价买来的船只年久朽敝，自身也负债累累，但在收购旗昌后，中国轮船的总吨位数突增至400万吨左右，占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只总吨位的36.7％，为进一步发展民族航运业奠定了基础。
收购旗昌的壮举，显示了盛宣怀当机立断的决策能力和灵活有效的筹款本领。有人说盛宣怀“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虽然有过激的地方，却反映了他于官于商均能游刃有余的高超技巧。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吃掉旗昌，又何来三分天下之局面？而吞并旗昌，若没有官款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何来本钱？所以徐润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如实地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之力为多矣。”
旗昌被吞并，促使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迅速联合起来，加大了排挤招商局的力度。办法仍旧是老办法，大打降价战，上海至汉口的货运每百斤降至仅收一钱，上海至汕头每百斤仅收六分，又分出一只船专走宁波，与招商局抢生意。
然而盛宣怀没有退却，他认为太古和怡和这样做不可能持久，并且在权衡敌我利弊时说：“彼原系谋利而来，若肯以已得之利，不患折阅与我争衡，是亦我国商贾之利，英人少获一两，我国商贾即少出一两，故太古盛怒而减，我亦乐得随之而减。”他算了一笔账，认为招商局只要运3个月的漕粮，所得收入就够一年的花费了，即使货物全被他们揽去，价格全行放低，招商局也能与英商相抗。他预计，如此竞争下去，吃亏的肯定是太古、怡和。这种指导思想，是争衡取胜的精神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