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就明白了，这世上很多待遇，只是摆那儿给人看的。
“你好，我是哈尔滨的，我爸送我来的……”排队报到，前面的高个儿女生猛地转过身来打招呼。她的眼睛太大了，吓得我打了个激灵。
一头卷发的哈尔滨美女付岚是我们的校花，也是我大学四年的密友。
我和付岚被安排到同一宿舍。很快，整栋宿舍楼就被她呼天抢地的哭声撕裂。
因为，她美丽的卷发被剪掉了。
其实，来之前，谁都知道部队不允许长发飘飘。但没人想到所谓“短发”就像这里的豆腐块被子一样，不仅是个长宽竖直的概念，更是一个具体的标准。
只用了两个小时，理发师完全不计个体差异地把一百多号人的头发全部搞定。从后面看，女生像男生，男生像冬瓜——那种新鲜的、表面蒙着一层绒毛的冬瓜。此后四年里，每每从队伍后端仰望男生们的后脑勺，我立即对那种我最热爱的食物失去了胃口。
1995年8月，建军节刚过，我稀里糊涂地走进一所位于中原古都洛阳的军校，开始了大学生活。
一切都是陌生的，无法理解的。比方说，点名时不能回答“在这儿”，而是“到”；吃饭前要唱歌，不够响亮的话还得没完没了地唱，直到老兵们咂吧着嘴巴走出食堂；下雨不能打伞，依旧要排队在雨中昂首前行……
队干部说，不要问为什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就在他讲到这里时，一个女生举手问，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呢？
第一顿饭，捧着大瓷碗排队进食堂。
“坐下！不准讲话！”偌大的食堂，勺子碰击饭碗和口腔的声音脆得渗骨。
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北京的男生戴维。大多数人都吃完了，我俩还在耕耘。没办法，饭打多了。
戴维埋下头，用蚊子嗡嗡声说：“听说不准倒饭，怎么办？”
绝望。
等我走出食堂，根本不敢说话。一开口，散发着洋葱味的饭菜必从喉头喷涌而出。
那天晚上，我换上极不合身的军装，到走廊集合站军姿。在我充分体会时间的相对论时，区队长还拿着张A4纸，挨个检查双腿是否并拢。想着头天还在家里吃香喝辣，悲从中来——不过，后来的日子很快让我明白，相较于其他训练，站军姿完全就是大热天里吃冰淇淋。
终于，快一个小时的时候，有人倒下了，直挺挺地朝前倒下。我没敢探脑袋看，听那巨大响动，应该是位大个子。
第二天，队长狠狠地表扬了全队的第一名伤员——磕坏了门牙的山东大汉周兴。队长特意说，周兴不愧是党员。
宁愿牺牲门牙也不打报告休息的周党员后来成了我的副班长。从来一副不食人间烟火模样的他，一毕业就闪电结婚生子。等到我研究生毕业时，他的儿子已经能打酱油。这是后话了。
军训科目繁多，但最直接的目标即“十一”全校阅兵。那时的我们，无法完全理解阅兵的重要性，倒是把人生的意义归结为两点：吃饭和睡觉。
从早上起床在梦游状态下出操起，就盼着吃饭。那些日子极易饿，对食物充满不顾一切的原始向往。吃零食是禁止的，曾有胆大女生趁着打开水的机会，装了满满一水壶巧克力回来。我有幸在厕所里分到一块后感慨，此物只应天上有啊。最美味的还有食堂的包子——不是上海人做的小笼包，是北方的那种结结实实的大包子，我一顿能在米饭之外吃4个包子，而另一个身板薄得好似一阵风能吹倒的女生吃了13个，创了女生里的最高纪录。
军训结束后，我和付岚买了一只烧鸡、一只烤鸭、一斤卤牛肉、一个大西瓜带至小食店让老板给切了，又点了两个菜，统统吃光。岚兴高采烈地汇报我们的战果，她老妈在电话那头“哇”地哭了。
如此这般不计后果地吃，等到春节放假，我从一个体重只有80多斤、军检时猛喝几瓶矿泉水才过体重关的瘦子变成了110多斤的胖墩。据我妈回忆，她来接我时，只见一枚绿球滴溜溜从车厢滚下站台。那个春节，老人家领着我走亲访友逢人就说，你们看，部队的伙食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