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顾不上理睬小严秘书的指责，救过江大水缸后，又为其他两个中毒较轻的临时工做人口呼吸，折腾了一个通宵一个白天，把三个人都抢救活了。他理了理乱成杂草的满头黑发，掏出白大褂口袋中的硬馒头，大嚼大咽起来，露出只有自己感觉得到的笑意。我父亲昼夜抢救中毒病人的时候，继母在产房里连着为两个不顺产的孕妇接生，也忙乎了大半夜。
……七八年过去。
失业做农民的小严进城找到我家，刚爬上楼的他前额上尽是汗珠，马桶盖头发冒着热气。他送来一蛇皮袋大米和三只小公鸡，请我父母帮忙为他寻出路。从他叙旧诉苦的口中，流露出职业习惯带来的数据。
“这‘文革’害人啊，湖滨镇公社有统计的非病非灾死亡人数，就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占目前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八，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的江大水缸江副市长，李麻子李老中医，被枪毙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赵大牛，还有带着两个女儿一起投井身亡的蒋匪军官小老婆马丽娜。这十年多来，湖滨镇公社的农民过着什么日子呢，他们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手种肩扛，一年下来为家里挣到人均五百多分的工分，生产队按工分把小麦、玉米、山芋等口粮分配到户，每个人头的一年口粮就值五十块钱左右吧。这种日子多难熬啊，穷困短命的人不知其数，我的父母也都是短命。想想这‘文化大革命’，革的是文化，把农民也革上了，他们都是些文盲半文盲啊。像我这种没念过几天正经书的初中生就算有文化，能在公社大院里混十来年饭吃，可我就想不通了，‘文化大革命’怎么把农民都革得民不聊生啊。这到底冤谁，我说啊，就怨‘文革’和‘四人帮’。简直是瞎闹啊。”
……三十多年过去。
那些闹事年代的荒诞往事，可以看成我在说故事，也可以看成我初来人世的懵萌体验，想起来还后怕。令我疑惑至今的是，在“文革”中得意横行打砸抢的人，整人害人毁了多少家庭的人，他们丧失人性的私欲恶行与德国的纳粹分子有得一比，却都没入在人群中正常地生活，变换马甲与时俱进福及子孙，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的年龄不过是五十大几岁、六七十岁的样子，往往过得很主流很富贵，幸福指数超过工人农民超过“文革”受难者的家庭，好像“文革”与他们的每一根毫毛都无关。“文革”残留的某些东西，仿佛漫漶的魔影似无实有，一直隐现在人群的观念言行中却不知不觉，更是让人后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