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源于那双手
我用手来呼唤你
用手听见你的温度
从最初的时间开始
我用手迎接整个完整的世界
而你走入贝壳 走入小小的曲线堤岸
你弹一曲锦弦崩裂
微笑在听不见的尽头荡漾
你给这个思索的人一个答案
依旧沉默 只言片语都是沙砾
你没有改变世界
世界却因你而改变
1985年，就在即将赴美留学的陆锋因为注射新霉素而丧失听力，遭受巨大痛苦的时候，成人用多导人工耳蜗经过漫长的评审，被认定是安全的、有效的，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其进入临床使用。
这标志着人类医治感音神经性耳聋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这个“多导人工耳蜗系统”，就是同仁医院邓元诚教授说的能够攻克感音神经性耳聋的科技成果。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对新医疗装置的审批极为严格。它将临床装置研究指定为显著风险和非显著风险，由于人工耳蜗植入部位在头部，手术的解剖空间和内耳的精密性决定了它为显著风险。
风险等级为三类，这是最高风险级别。
是谁开启了这个一直被认为是耳疾禁区的大门？
在多导人工耳蜗进入市场的申请书主办人一栏里，填写的名字是——格雷米·克拉克教授。
约翰先生面色难看地走进药房。
老克拉克热情招呼：“亲爱的约翰，下午好。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约翰压低嗓音说了一种药的名字，那是治痔疮的药。
老克拉克凑过头来，一手捂着耳朵，大声喊着：“什么？你大声点，我听不见。”
店里所有的人都往这里看过来。
约翰脸色通红，尴尬窘迫。
这时，一个少年跑过来，给老克拉克打着手势，然后到一个抽屉里拿出药来。
约翰付了钱，拍拍少年的肩，对老克拉克说：“老朋友，我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
这一幕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澳大利亚一个叫凯姆顿的小镇的药房里。
被约翰称赞的少年是老克拉克的儿子——格雷米·克拉克，生于1935年。
其实，这样的尴尬已经多次发生。
老克拉克是个聋人。格雷米发现父亲最近聋得越来越严重了，那个老式助听器一点用都没有了。
格雷米深深爱着他的父亲。他喜欢到父亲的药房里来。父亲教他认识各种药品以及用途，常常把医生的方子讲给格雷米听。他知道了不少最新的医药知识。
每当父亲给他看药方时，小格雷米常常会忧郁地想：为什么从来没有能治好耳聋的方子呢？如果我能够开出一张药方，把父亲的耳朵治好，那多好呀！爸爸就能听见妈妈弹钢琴了，就能听见我们唱圣诞歌曲了，就不会让约翰叔叔尴尬了。
格雷米·克拉克渐渐长大。他上了医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外科医生，他的手术很漂亮。他与父亲的朋友在墨尔本合伙开了一家鼻科整形诊所。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鼻科整形大夫，收入颇丰，备受人们尊敬。
儿时的梦想似乎渐渐淡忘。
一位好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他们很相爱。不久，他们有了孩子。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平静而幸福地生活着。
一天，一个病人来到他的诊所，他告诉格雷米·克拉克大夫：他的耳朵听不见了。
克拉克医生摊摊手说：“抱歉，我是鼻科医生，不看耳朵。”
病人说：“耳朵鼻子离得那么近，你是好大夫，就一起看看吧。”
克拉克说：“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帮你。”
看着病人极度失望地离开，克拉克又一次感觉到那种深深的挫败感。经常有重度耳聋的患者来就诊，他却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告诉病人他对他们的病痛无能为力。看着病人失望地离去，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内疚，他就常常被这种情绪刺伤。他想起了父亲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至今还在忍受着耳聋的痛苦。他想起了自己少年时暗暗立下的那个誓言，内心十分惭愧。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事业方向错了，心里不由得迷茫而烦乱。
他做了长时间的祷告，他告诉主耶稣他心里的不安，他祈求耶稣给他智慧，指引他走当走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