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其兄，似乎倒霉就倒在雍正二年的第二次进京觐见上。赴京途中，沿途要员跪拜迎送不说，就连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的跪接，也是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马向他问候，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连皇亲国戚都不带还礼的。最后竟膨胀到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至“无人臣礼”。雍正是谁？大将军又如何？大舅哥又怎样？雍正时代岂能上演奴大欺主的闹剧？
接下来年羹尧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他的错误不在于得罪了一大批人，只在于得罪了妹夫一人！总之，但凡皇上对某人有了戒心，立刻便会有逢迎者见风使舵，罗织罪名。局势可谓急转直下，一大堆诸如“负恩悖逆、隐而弥彰、逞威肆虐、挟诈行私、诬陷忠良、奖拔匪类、是非颠倒、欺君误国……”的罪名等着，墙倒众人推，谁会看什么贵妃的脸色？而年妃的产子之旅也便随之告一段落。
在父兄与丈夫组成的命运“跷跷板”上，年妃夹在中间的轴心位置算是受尽了煎熬。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雍正三年，宠尽体衰的年妃走完了她并不漫长的人生之路。雍正在册封皇贵妃的册书中充分肯定了她的品行：“秉性柔嘉，持躬淑慎。在藩邸时，事朕克尽敬慎，在皇后前小心恭谨，驭下宽厚平和。朕在即位后，贵妃于皇考、皇妣大事悉皆尽心力尽礼，实能赞襄内政。”并且暂时缓和了对年羹尧的处分。
相对被罗列九十二条大罪、最终被赐死的年羹尧，无从判断是年妃的品格阻止了雍正的迁怒，还是雍正果真是恩怨分明抑或掩人耳目，又或者女人在当时的年代，必须在夫权与娘家综合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平稳得当尚可丢卒保车，稍有差池满盘皆输，还要额外搭上娘家一大堆性命家产。
这方面年妃算是权衡得当，除哥哥年羹尧赐死、其家人流放外，年氏其他家人并未受到太大冲击，尤其乃父年遐龄，因为官谨慎，病逝时雍正谕令按一等公爵礼葬。
从年妃身上似乎可以感受到，有时适度的缄默不争反而是一种对人对己的良好保护，这种“无为”类似欲擒故纵。对雍正这样刚强自负的丈夫，这样的不争反而是最有效的防御。这方面年妃颇肖其父，而其兄年羹尧哪怕当初稍谙此道，多一点内敛，也不至落得自尽结束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年妃，以雍正的性情，年氏全家会更惨。
多说无益，反正年贵妃的棺柩同六年后去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一道，最终进入了泰陵的地宫与雍正合葬。年妃的出现，如同史河中雍正河段的一朵细小浪花儿，在阳光的照射下瞬间闪动了一轮淡淡的五彩光华后，很快便被湮没在东流的巨浪中，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影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