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节二：“咱们得感谢辛亥革命，不然，咱们也许还都糊涂在皇上的朝代呢。”盛大隆重的国宴上，周恩来总理有意将熊秉坤与溥仪安排坐在一起。抚今追昔，溥仪发出上述慨叹。随后，溥仪又同参与当年“逼宫事件”的熊秉坤、鹿钟麟相拥合影，平和灿烂的笑容，“定格”了这个非常的历史瞬间。豁达、热情的微笑，彻底化解了当年被逐出宫的愤懑与不甘。生命，早在不经意间启动了新的旅程。
情节三：书中，多个在今天看来非常“搞笑”的生动情节，也不同程度地记述着溥仪的变化。当上文史专员后，每月的百元工资总是提前花光，听说可以申请补助，便接连两月写出申请。后来在大家“开条子向内务府要钱”的哄笑声中，这才改掉随意花销的老毛病；去商店买手纸时，竟不知道这种纸叫“手纸”，居然返回询问纸的名字，一片笑声中终于知道了什么叫“手纸”；“喜欢凑热闹”是同事对他的评价。谁家有红白喜事，总是赶去参加。尤其婚礼，几乎场场不落，有一次居然到得比新娘还早，成了婚礼上的头一名，被众人打趣说“比新娘还积极”。
情节四：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代表团时，兴致勃勃地向客人谈起溥仪：“有一个中国皇帝，他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虽仅短短几句话，但这一时期的溥仪，在国际公众视野中，早已拥有了真正的自由。
情节五：“紫禁城内尽管房子很多，心里却异常憋闷。现在房子不多，但觉得很宽敞，尤其是能自由自在了。”搬往西直门内东观音寺甲二十二号之前，溥仪这样表达着自己对住房的看法。搬入新居之后，邻居们的好奇很快便消失殆尽。这位一年四季都身穿朴素蓝制服的“皇上”，在语言行为上，怎么观察也找不到与众不同之处，久之大家更愿意把他当作一个好街坊。妻子偶尔和邻居发生了矛盾，他也是多般劝解，对家长里短的事了解得清清楚楚。
情节六：细小的情节一时难以尽述，人性的真实随着时光的推移渐渐呈现，即便是在文革时期，逆境中的那份“担当”依然成就了一种真实的人格尊严。事情还要从前面伪满时期被打死的那个叫孙博元的孩子说起。当年幸存下来的兄弟孙博胜，用写信的方式对溥仪进行“笔伐”。虽然病情由此逐渐加重，但溥仪没有推卸责任，复信三封，写出万余字的自我批判。当时虽未亲自动手，但是承担了打死孙博元的全部责任。“我当时定的所谓‘家规’，认为谁不对，管人的人就必须管，就要打，不然管人的人便有罪。所以，我想孙博元虽然不是我打的，可是，他死在我所定的‘家规’下，我应当负全责……”至此，虽然时值灰暗的年代，但没有推脱、没有遮掩，人性的真实、坦荡、无畏已经深深写进了溥仪的生命中。
溥仪去世后，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地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四年后对海外媒体透露：“溥仪去世前，一直住在北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
一九八零年，李淑贤与溥杰商议，决定请贾英华代为溥仪的新骨灰盒题字。贾英华这样解释着墓志铭上面的时间：这里，生年袭用旧历，而卒年却采用了新历。它的含义是：新与旧在溥仪身上得到了神奇的统一。他生在衰败的清末，成了旧封建王朝的最后代表，而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逝世于新时代。这岂止是一个人的生卒记载——溥仪的变化，分明是中国划时代巨变的缩影！
同样，历史的星空中，亦将永远回荡着溥仪生前的一句话：“我再说一遍，在人道主义的光辉下，我获得了人的尊严，开始懂得了人生的乐趣！”
斯人已去，留下的却是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自由、尊严、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