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光行进至民国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二七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许宝蘅在清点“宫中密件”时，发现其中一个箱子上赫然而书：“奉上谕：非至御前不得开看，违者即行正法！”许馆长当然明白，现如今皇上没了，自然也就不存在“正法”之虞。打开一看，内有很多小匣……几年后，《清代文字狱档》问世。写的人要“正法”，连后世看的人也要正法，却又不尽数焚毁，留下也许只是用来记录自己为子孙、为江山铲除文患的长者之爱。
一面大肆宣扬“本朝江山取自流寇，非取于明，且为明报君父之仇”，并为崇祯发丧引开矛盾；另一面则是“汉人写字儿，清帝挑刺儿”，别说反清复明，但凡跟明朝沾边儿的，统统或杀或流，还要连累亲朋无辜。自打入关到顺康雍乾，因文罹祸的“文字狱”就没消停过，雍乾年间尤甚，以致后辈书生大多遵循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的感慨，举国上下浑然不觉西学文化科技早已异军突起，进而兵临城下。科技文明的枯萎，为外侵入驻打开了一扇早已“蠧”透的大门！
当工于心计的四阿哥胤禛小心翼翼地走过了兄弟倾轧、暗中钻营等环节，终于在一片议论声中，荣登大统时，即位之初的忐忑稍稍平息，便一扫皇阿玛的宽仁，通过密折奏报检索天下，对传来的敏感信息，断然采取特别的手段来化解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虽然批阅奏折时有过“政宽则民慢……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合”的经典见解，然而在宽严之间的尺度上，雍正还是更多地倾向了一个“严”字。尤其文字上，严苛至超乎想象，仿佛非如此不足以彰显皇上的个性与圣威。在位十三年，四五起文字狱，处死的案犯超过了父亲在位六十一年的总和。
如果不是湖南秀才曾静派学生张熙，“忽悠”川陕总督岳钟琪携势反清，雍正帝一向认为自己勤政爱民、治国有术，还真不知道民间口碑竟然这么滥：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多疑、诛忠、好谀任佞……对一代帝王来说，除了偷坟掘墓，差不多占全了！
这些可恶的文人，太平盛世不好好摆弄八股文博个光宗耀祖，闲着没事舞文弄墨搬弄是非。两三年前汪景祺的《西征随笔》和查嗣廷的试题案，虽涉嫌“犯上”，然而也仅仅是“正止”二字的联想附会，实质上是吃了年羹尧与隆科多的“瓜落儿”，谁让他们不长后眼站错行？这次事儿大了，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必然来者不善。再看岳钟琪，作为岳飞第二十一世嫡孙，智勇不减其祖：非但平西藏、定青海功勋卓著，即便在相继兼任甘肃巡抚、川陕总督期间，致力当地经济与族部和谐，同样将一方辖区打理得有声有色。任兵部尚书时，上奏疏的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建府置县等政举更是惠及百年。官场也是江湖，才大必然招忌，有消息传称“成都讹言钟琪将反”，虽后来查明纯属子虚乌有，却招致曾静师徒乘虚而入，再次将岳钟琪的政治动态推向公众视野。原本已是惊弓之鸟，发生这种突变哪敢怠慢，除了及时上报以表清白外，岳钟琪已是别无他选。
此时的雍正帝早已除掉“年隆”两大政坛巨头，正在用人之际，对文武全优的岳钟琪当然“给面儿”，安抚之外，派人合力揪出了曾张背后的吕留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