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又来电话了，还是催问我入党的事情。在我们学院，每学年总要选五六名团员入党。当然，要入党先要入团。入党难，入团就容易多了。如果你侥幸没有入团，那么你进了大学以后自然也会有团支书来动员，按张明远的话说，那是一个都不能少啊。不过在我看来当一个普通团员显然没什么好处，还要交团费，又没见组织过什么活动。这就好比你住进一栋新楼房里，除了付首付，你还得掏物业管理费，尽管你从来不知道那些物业管理人员到底做了些什么。入党就不一样了，毕业以后可能文凭一样，但找工作时以党员的身份总是在某些机关、单位、国企显得身份高人一等似的，这很正常，中国国情嘛。因为每年的名额有限，大家还是很心有默契地照抢不误。这样第一年选的是迟丽萍，因为她是我们班公认学得最好的。第二年呢是小班成鹏，他是学生会副主席，又是班长，近水楼台先得月，也让人没话说。第三年的时候我其实也本不想争，因为我一向认为那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人只有真的信仰才值得去做，如果把信仰问题也归结为捞取实惠，那未免是亵渎自己也亵渎别人。我们班比我优秀的多了，高植物小高学得比我好。徐晓虹也是班干部、团支书。不过有一次谈起这事来，迟丽萍却很严肃地对我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不可思议，人自然不能太功利，但是总应该有所追求吧。是不是因为家庭优越的缘故，你好像缺少一种奋斗的精神！如果你一直这样颓废下去，连我也会看不起你的！”望着她那清澈如水的大眼睛，那清秀而不失坚毅的粉红色的唇线……我当时突然就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冲动，我真想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可是我扭头跑回了宿舍，那晚，我失眠了……
是的，我真的应该做些什么，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从第二天起，我就不再和缸子他们厮混了，开始一节不落地上课，并积极准备那一整套程序。
写申请书，交钞票上一个星期的党课，再填志愿书，政治审查——这里面其他都好说，像什么申请书，直接在网上抄个范文，名字一改就行了，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干的，比较纳闷的就是政治审查。应该是我入党吧，却要查我父母的身份和资料，又不是我父母要入党，这让我感到挺无语的。不过，好歹我父母比较本分，没在七八十年代犯过什么政治错误，政审也总算是过关，剩下就是等待学院支部批准了。这事自然得找张明远整才行。听阿杜和小孩说，要想找老张办事情，“送”是免不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是说过，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先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小孩搞笑地改编了一下：不要问组织能为你做些什么，先问你为组织贡献了些什么。为此我专门找小班成鹏探探情况，他是学生会干部又是党员，经常和老张在一起，自然够成熟有经验。果然，这小班脱口教了我三句话：“要看得惯，想得开，学得干。”接着，又神秘兮兮地说：“这可是我三年总结的经验之谈啊，你要是听了我的这几句话，保证你能在学生会混得住，至于当个党员就更易于反掌……”什么当干部，我自然不稀罕，不过仔细想想他的话真是很有道理，看来我得“学得干”了。
在一个冬日的傍晚，我从宿舍出发了。怀揣着妈妈留下的一沓子百元大钞，下了楼直奔中区门口海子便利店：“来两条软中华，两瓶五粮液，再来——两听雀巢咖啡吧，一定要真的！”那口气，把平时惯熟的几个服务员都唬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