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蔺佩瑶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最为反对的，那个年代能够读书的青年女学生哪个不想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主宰自己的命运呢？况且蔺佩瑶还是那种敢爱敢恨、个性刚烈的女子。在南开中学，“妇女解放”、“做时代的新女性”这样一些新名词，都是出自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这些知名人士在南开的演讲。她们就是女学生们的楷模，谁不想做个像她们那样的“新女性”呢？
蔺佩瑶已经设计好了自己的未来，考上大学，毕业后谋一份职业，远远离开家庭的羁绊，自食其力，终生不嫁。因为她的心已经给了一个人了，绝无可能再给第二个。她认为自己的爱情已经死了，沉在长江里了。让那些封建礼教家法，那些门当户对的陈词滥调统统见鬼去吧。
知女莫如父，蔺佩瑶绝没有想到从那三万美元的捐款，到今天桃花树下的邂逅，都是双方父母暗中的策划和安排，都是蔺佩瑶命运中始终无法摆脱的门第桎梏，都是蔺、邓两家官商结盟的第一步棋。邓玄远说，三万美元敲开蔺府那扇门，是笔划算的买卖。蔺佩瑶的继母张月娥说，再大的衙门，还不是要银子来垫底；再高贵的金枝玉叶，还不是要种到金山银山上。
鱼儿养在鱼缸里，自我感觉是自由自在的，那是它认为缸壁就是世界的边界；它也许想到过要跃过这道壁垒，但它要面临的风险不言而喻。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游在不同的鱼缸里，尤其是，当他们年轻时。多年后，蔺珮瑶知道她的爱情也不过是一场交易后，才明白她也不过是一条鱼缸里的鱼。
如果不是为高玉华同学两肋插刀，蔺佩瑶也许不会那么快就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生活中总有许多相互掣肘的事情，你在一个方面任性，就会在另一个方面付出代价。高玉华转来南开中学后，让蔺佩瑶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真正让蔺佩瑶钦佩并心生好感的是，高玉华同学竟然是个和政府作对的“赤色分子”，她的那只藤箱里总有蔺佩瑶轻易看不到的带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书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到毛泽东，还有鲁迅、茅盾、巴金的书，这些书正契合了蔺佩瑶自小就有的那颗同情弱者、痛恨贫富不均的叛逆之心。高玉华组织的读书小组在南开中学一度从者如云，活动时他们把鲁迅先生的像挂在墙上，像崇拜一个大英雄一样低声唱道：
“你的笔恰似枪头，刺穿旧中国的脸面；
你的声音恰似洪钟，将奴隶们从睡梦中唤醒，
你的梦想就是国家的希望。
虽然你走了，但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明天我们将在你的画像前，向你汇报国家的进步。”
其实，没有高玉华的侠义真诚，蔺佩瑶难以想象自己将如何度过失去刘海的那段艰难时光；而蔺佩瑶特殊的身份，也给高玉华所从事的活动带来了许多方便。两人在校园里总是形影不离，如漆似胶，常常连睡觉都要挤一个被窝。在南开中学，大家都晓得蔺佩瑶的父亲是“南开先生”张伯苓先生家里的座上宾，还是校董，要是有哪个地痞流氓敢来学校骚扰，蔺父开一句腔，再飞的天棒都得趁早爬远点。和蔺佩瑶在一起，连一直怀疑高玉华在从事“赤色活动”的训导主任都放心。那个谢顶了但并不显得多聪明的家伙甚至还私下里告诉蔺佩瑶，让她帮忙盯着点高玉华，因为她的思想很危险。可训导主任不明白，那个年代越是“思想危险”的学生，越有魅力；越是官宦人家的子女，思想越偏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