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委找来团医院的院长邓新华，两人联手来调查。他们找来那个医生谈话，也不知用的啥办法，仅用了半天时间，那个犯罪嫌疑人就跪地坦白了，交待得还挺详细。然后由邓院长和另一名女医生拿着嫌疑人开的诊断书，带那个被害女知青去齐齐哈尔市的大医院复查。结果证明，女知青遭受了性侵害，当即入院治疗。团里对复查结果严格保密，对谁都不说。
“这个医生是团里的职工子弟，曾被选派去上海医院培养，本身不是党团员。团党委常委会讨论后认为，案子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定性为残害有妇女病的女知青罪，性质严重，手段恶劣，移交甘南县司法机关处理，建议判处有期徒刑8 年。
“一周后，甘南县来人持逮捕证抓走了犯罪嫌疑人。不到一个月后，判决书发到了67 团：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比团里报的还多了两年。被告乖乖去监狱服刑。据参加法院审判的团保卫股洪股长回来说，被告在最后陈述时痛哭流涕，还请求法院判处他死刑。
▲知青告别亲人到达兵团。左图中那位身材瘦小的母亲看望车上孩子的眼神，折射着家长对孩子远走边疆的不安。右图是典型的兵团迎接新人的场面。对于这些令父母牵肠挂肚的城市女孩，兵团有责任让她们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害，特别是在视“婚前性行为”和“非婚性行为”为道德大忌的当时社会。
“从团里的工作来说，培养出一个医生不容易，但他触犯了法规，必须严惩。这个案子从发案到结案也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67 团的现役军人没有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倒下一个，团党委的严格要求和办案效率起到了很大作用。反腐就是这样，需要有震慑力。十个人腐败，你只有抓出一个的本事，腐败就有百分之九十的失查率，那还能不乱？我对张政委办案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
那么，知青作为兵团反腐的旁观者，这些问题是怎样呈现的呢？
从下面节选的陈述可以看出，他们只能谈论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却无法对全局的情况做出判断。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这种问题在兵团无处不在。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值得当年的兵团反腐者们反思呢？
68 团的上海女知青史倍放说：“我们团也发生过女知青受迫害的事。有个女孩子和一个老职工司务长一起出去办事，路上被司务长强奸了，因为她反抗，头都被踢肿了。司务长走后，她在半昏迷状态下取出自己的红围巾挥动，被路过的车辆发现。事后那个司务长受到严厉制裁。”
16 团的天津知青于宝深说：“我们工程连的殷连长曾经到北京接过知青，姜昆就是他接来的。他人比较‘左’，责任心强，为培养知青费了不少心。为了教育知青不要抽烟，他居然自己还戒了烟。后来有个北京知青告了他，说他有奸污女知青的行为，查清楚以后，他被判了几年刑，我返城的时候他已经出来了。这样的人不能再带知青了，团里给他安排了别的工作。”
54 团宣传队的北京知青刘宁说：“我们团长是战斗英雄，威风了半辈子，最后栽在了男女作风问题上，闹得尽人皆知。我们在宣传队时经常偷偷学他说话：“‘哪儿的青年啊？上海的？晚上来俺办公室谈谈吧！’”
68 团的天津知青孙志强说：“中央在1973 年下了21 号文件，要清查下乡女知青受性迫害的问题。都是迫害吗？同样的表现，有的女知青3 个月就入团了，为什么？还不是有交易！同意领导非分要求的人上邮局、商店、信用社，不同意的上采石连、送饭养猪。”
4 团的天津知青扈其泽说：“我们的第一任连长姓赵，是个留大胡子的‘66.3’转业兵，少数民族，他对有姿色的女人都不肯放过，特点是‘5 分钟完事儿’。这家伙先后搞了5 个女知青，外带3 个职工家属。事情败露后，团里开会批他，他抽着烟一言不发。审查期间团里撤了他的职，让他赶马车，把受害的女知青都调走了。审查结束后，他被判刑劳改。此人现在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