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离开上海已近两年了，他给我的深切印象时常仍在我的记忆里显现。特别当看到他一篇篇新作又发表了，他的敏捷的思考、活跃的感觉和富有个性特点的表达方式又好像就在我的眼前。那几年，我们每隔一两个星期在我工作室里随意地漫谈，时常是没有边际却颇感亲切有趣的。南帆在漫谈时远不像他在写文章时那样周密而显得很有理论思辨力，往往讲过十句八句或一小段话就停下了，但我觉得他的这些简短谈话都是他平时学习中思考有素的结果，虽然简短却大都有较深长的含意。他总是讲他自己思考过、试图解决过、至少开拓过的问题，凡别人谈过而他也赞同的意见，绝不重复。我很高兴他有不倦地探索的精神，而且，他是有必要的理论勇气的。
那几年，他主要探讨古代诗论中的技巧理论。着重研究的是古代诗论，当然需要尽可能掌握较多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他在大学学习阶段接触得还不多。那时他对现当代的文艺理论，特别是诗歌技巧理论却已富有兴趣并有了一定基础。现在他要在一段时期里改治古代诗论了，我一方面确实感到我国古代诗论是一个极有研讨价值的宝库，需要有人来挖掘、发扬光大其中的宝藏，另一方面，我觉得治古不能只知道一点古，为了择取、开拓、创新，正需要具有现当代的基础文艺理论知识，正需要对当代文艺发展及其趋势具有密切注视的兴趣和识力。我希望他和他的两位学友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这一点。为此，除了必要阅读的古籍，我也要求他们多读中外古今的名著，包括有代表性的创作。他们都认真地这样做了。所以我们每次随意的漫谈也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的。我没有可能也认为没有必要源源本本来给他们上课，这完全可以让他们找些较好的本子自己去阅读，倒是在漫谈中把各自阅读中产生的问题提出来一起讨论，比较实在，有益些。有时我们也一道议论眼前文艺界的某些令人欣慰或觉得可疑的动向，似乎都没有感到这些讨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事业研究方向毫无关系。归根结蒂，难道我们研究古代文艺理论可以只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吗？
我总是鼓励他们把对某一问题经过思考、探讨以后的意见用文字写出来。这也是我自己较深的体验。好好思考、探讨一番写出来，同即兴的发言很不一样，对自己来说是能够更条理化、深入一步了，对别人来说也能够听到更具体的指点了。南帆非常努力，经常超额完成我们要求的数目。他荣获《光明日报》二等奖的论文《艺术分析中多重关系的考察》就是其中的一篇。
南帆不仅感觉敏锐，力求融会古今，他的论文的逻辑也是颇为谨严的。他有不少创新的见解，和从新的角度对问题作出的新的论述。他还非常年轻，已经有了如此可喜的开端，新时期的大好形势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他自己的好学深思同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一大批文艺理论青年学者的迅速崛起，没有什么能使我们这些“垂垂老矣”的同行更感欣慰的了。
南帆的第一本论文集将出版，要我写几句话，我觉得很高兴。希望他保持好学深思、融会古今、放眼世界的可贵学风；在成绩面前，要更加谦虚，而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与勇气，则要当仁不让，敢做革命文艺的闯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深信不疑这一点。我们的希望、全人类的希望，必然就寄托在这里。
徐中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