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与我是同年、同乡。这两样或许有助于我们成为好朋友，强化我们对于时间、故土的共同记忆。换句话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从小孩子到青年时代，我们走过同一条街衢，逛过同一个公园。极有可能是，我们曾有过擦肩而过的时候，他朝我做鬼脸，扬拳头，我快步跑开，觉得这小朋友无聊得很。
我们真正地擦肩而过是在1994年，我家搬到他家附近，相隔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周遭的地标是报社、二院、楚秀公园、清晏园……那时我已开始写作，在淮安，算得上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秀了。而那时，我并不知道有一个叫谢海的同龄人，同样小有名气，他得家庭滋养，自幼随父习画，和当地的文艺界浸濡很深。没有人跟我提起他的名字。
我每晚出来散步，想必一定走过他家的门前窗下，然而他不在里头，早于一年前离开，到北京晃荡去了；一年后我也背起行囊，步他的后尘，到北京去念作家班，而他再次离开，去杭州念了中国美院。我想冥冥之中我一定气坏了，决定从此拉倒，再也不要跟他认识了，于是我便回了南京，再次念了作家班。
我在南京一待五年，写作，发表，等待成名；与此同时，谢海在毗邻的杭州做着同样的事，习画，积累，蓄势待发——我们均“成名”于二十七八岁时，或许他更早些。我在南京的朋友多是作家、诗人，零星认识几个画家，但并无深交。我是后来才知道，那时谢海常往返于宁杭，和南京的艺术界颇多交往。或许曾有过这样的夜晚，我们坐在同一个酒吧里，多半是“半坡村”吧？昏暗的灯光底下，我们分桌而坐，我和搞文学的在一起，他和搞艺术的在一起。间或，两桌中的熟人会握手寒暄、点头示意，我和谢海抬眼看去，也许看见了彼此，但却不知对方是谁。
后来我离开南京，辗转北京和广州，而谢海一直待在他的杭州。这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今年夏天，谢海来穗作学术主持，女画家张灵来电，说要介绍一个同乡与我认识。不得不说，这次见面是各种巧合的结果，三人的时间都不凑手，也未见得非见不可，也差点就不见了。无论如何，那天下午我走进张灵的工作室，看见了一个“文艺青年”，他谦和、机敏，话不多，讨人喜，一副乖乖仔的模样。这是我第一次听闻谢海这个名字，在美术界算得上一个腕级人物了。我因为不属于他那个界别，这话便一听而过。
真正让我感念的，是他早年的文学青年经历。就是现在，他浑身散发的“文青”气息，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意思。这气息生在他的骨子里，慢慢藏不住了，便溢到他的神情、样貌、行止，总之他是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文艺的东西。那天，我的神情一定慈祥之极，我是一看到“前文青”，心里便要生慈悲的，只为他们曾是自己人，为了文学曾经照亮过他们——我的意思是，一个人是否做过“文青”，成年后到底不一样些。
我自己是搞文学的，并不愿太强调文学的重要性，然而至少有一点，文学引发阅读，而阅读之于文艺的滋养，或许是太重要了。谢海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读书上涉猎甚广，不拘是文史哲、地政经……他是随便翻开一本书就能读的。这样的阅读有用吗？我的理解是，也没多大用处，然而正是这些没用的东西，构成了一切文艺的基底。经年累月地读下来，人与文字就会亲近，由文字及己，及人，及世界，然后一个转身再回到自己——上帝就在这一转身间，为他打开一扇门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