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战中，胡适曾分别写信给鲁迅、周作人与陈源，出面调停，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我最怕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认为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小小猜嫌”，“原是不必如此大动干戈的”。为此，胡适以惯有的和稀泥的方法，呼吁交战双方都应该学一学大海，相互容忍对方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猜疑”。胡适最后还以诗人般的语言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4]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我的朋友胡适之”确是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劝导朋友，而不是话中套话地暗中支持陈西滢继续攻击鲁迅，言词中透出的态度，说明胡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但鲁迅并不买他的账，认为胡适不论是非，舍其原则，故作糊涂地充当老好人，此举只能助长陈源者流的邪恶态势。此事件持续数月，尽管由于两头递话传信的“小人张凤举”（胡适语）终不肯出来作证而不了了之。但自此之后，鲁迅与胡适之间渐行渐远，终于分道扬镳。
到了1926年3月18日，女师大学生会主要成员刘和珍等组织学生参加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镇压，死伤数百人，年仅22岁的女学生刘和珍与同学杨德群等遇难。惨案发生后的第11天，即3月29日出版的《语丝》（主要撰稿人为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孙伏园等16人）第72期，发表了刘和珍的英文老师、女师大教务长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林氏在文中说自己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他深情地回忆了和学生刘和珍的交往，并记下了刘和珍殉难前的3月16日写的最后一篇英文作文，充分肯定了她“求学的热心……远在一班丧家狗之文妖与名流之上”的“政治的识见。”鲁迅在同期发表的《无花的蔷薇之二》中说道：“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4月12日，《语丝》第74期又发表了鲁迅于4月1日写就的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以此纪念那“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波君”。同时对“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进行了不指名的鞭挞：“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文中最后那“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醒世警句，被“后死者”广为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