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蕴瑜即指示曹文奎部队以当天行军次序隐蔽前进，陈与曹走先头，副团长刘威仪率王宪武殿后。在第1团派来的向导副官引路下，中午到达第1团的指挥所。
陈蕴瑜与第1团王应尊团长正在交谈接替防务之际，第1团第2营营长来电话报告，敌装甲汽艇和橡皮艇约十数艘载步兵五六百人，在敌机重炮的配合下准备强渡苏州河，目前我营遭敌猛攻，阵地出现动摇，请予增援。
陈蕴瑜见状随即下令王宪武第2营立即前往增援，并示以乘敌立足未稳之机，进行猛击，确保该阵地。此时王宪武求战心切，得令后即亲率部属冒着弹雨，向敌前推进。刚进防区，王宪武见一军官未带领章，独自一人蹲在地上吃饭，守城士兵见有人来，忙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王宪武忙答：“我们是来增援的。”那军官一听说是来增援的，高兴得立刻丢掉饭碗以示欢迎，口中还骂道：“小日本，搞得老子吃顿饭要放三次。”于是向王宪武交代了防区情况和敌情特点，并立即带他们交接阵地。
第102师增援后并不知道敌军情况，官兵刚入阵地，有些士兵出于好奇，只要从掩体伸出头去，敌人的枪马上就响，枪响后我方士兵非死即伤。王宪武命令全排士兵，在掩蔽坑内散开卧倒。大概由于敌我双方对峙距离太近，敌炮怕轰炸伤着自己人，因而只是时有两三架飞机飞抵我阵前，对我防线一带地区轮番轰炸，接着又开始向我阵地猛攻。我官兵刚入战场，士气高昂，弹药充足，与敌激战至黄昏，打得敌军晕头转向，纷纷夺船逃命，落水和被击毙者20余人。
607团首战告捷，稍改变了十七军团轻视102师的观感。607团王宪武营保住了阵地，换下了第1师友军，同时陈蕴瑜令曹文奎第1营接替了友军第1团第3营防务。这时天降大雨，战事稍歇，于是两营趁夜冒雨在水深齐膝的战壕里，抓紧时间修补工事。
11月4日，刚接下李铁军部阵地守卫任务的陈蕴瑜，利用战斗的空隙，在战壕里给家中当时不到9岁的儿子陈先懋留下了一封遗书：
吾儿知之：
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日寇欺侮我中华，正值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上阵杀敌，是我军人应尽的天职。我部奉命开赴前线抗日，此去不成功便成仁，成仁取义，为我之夙愿。若有不幸，叔父即你父，你们千万要听叔父的话，努力读书，为计希望。
父字十一月四日
据资料记载，“八一三”淞沪会战时，这种大战前夕或战中将士预写遗书的情况非常普遍，且一直沿袭到整个抗战八年中。第102师写过遗书的官佐也比比皆是，柏辉章、杜肇华、陈伟光等均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以为国宣劳为己任，以生死之搏争国家民族之独立。
上海当年的《阵中日报》
柏辉章的父亲柏文俊（字杰生），在每次大战前都收到家中6个孩子的来信（遗书），收得多了，后来就有了那句经典的回复：“倭寇扫除日，孩儿还家时！”
贵州一些官兵家属收到了其子弟的遗书，但许多未获音讯的亲属在战后却一直没有见到子弟报平安的书信，虽然没有见到《阵亡通知书》（如第102师在淞沪会战和砀山战役中动辄伤亡三分之二以上的大战，其实根本无法准确核实将士阵亡的名录）或报平安书，但亲属们都会估计到十有八九是为国捐躯了。其中最令人锥心的事，是有些家属刚收到子弟的《阵亡通知书》，已经心静如水，但不久却又收到报平安书，从而又升起了希望，但细心地再看日期，一下又重陷于悲痛之中。
据老兵们回忆，淞沪会战时，将士写遗书是与家人诀别的重要方式，当时上海邮局的工作人员曾说贵州的一些农村信件不好寄出，但得知这些是抗日将士们的遗书，邮局工作人员都会立即肃然，有的还含泪表示千方百计要把这些将士的遗言，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