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1)

近年来,每年葛兆光有一两个月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关怀。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学术与政治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在学术尤其是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制度使得学术辩论有点儿像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像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里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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