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伊藤博文第二年就转变了。那时，他已经和其他四名年轻人一起，受长州藩藩主的秘密派遣，留学于英国。他来到了李鸿章控制下的上海，看到停泊在吴淞口的西方军舰，傻了眼，到了欧洲，其工业的现代化更令他大惊失色。他不再夜郎自大，而是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只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血性救不了日本，还需要“理性”，对于日本来说，这个“理性”就是谁厉害就拜谁为师。眼下是英国人厉害，所以不仅不应该与英国人为敌，还应该拜英国为师。与坚守儒家精神价值的中国人不同，“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谁厉害，谁就代表正义，他们没有儒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没有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优越感，他们所信奉的武士道，与血淋淋的丛林法则刚好配套，无论多么精深的文化，在他们眼中都会被分解为极其简单的两种：有用的和没用的。在伊藤博文眼里，西方文化是有用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则已经过期作废，日本人不准备跟亚洲人玩了，决定“脱亚入欧”。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与毛泽东“三个世界”的划分不同，福泽谕吉把世界划分为最文明国家、半开化国家和野蛮国家，其中，“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进而发出号召：“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著名的《脱亚论》中，福泽谕吉更不客气地指出：“与恶友交亲者难免共有恶名，我应自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福泽谕吉为日本贡献的“脱亚入欧”四个字，在日本民众中迅速普及。日本当代思想家沟口雄三说：“诸如此类的‘亚洲论’在日本，尤其是日清战争以后普及开来，渗透到了一般的民众层面。”因此一举奠定了他在日本启蒙史上的地位，也因此，今天一万元日币的头像不是明治天皇，不是伊藤博文，而是小帅哥福泽谕吉。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在《清国征讨方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
此时，长州藩的反抗激怒了英国。1864年，正当英国准备联合法国、美国、荷兰，一举灭掉长州藩的时候，伊藤博文急匆匆地回国，在千钧一发之际，面见毛利敬亲，力劝他不要与四国联军冲突。当毛利敬亲的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终于，他听见毛利敬亲下达了命令，长州藩的兵勇向联军猛冲，联军的炮响了，无数个炸点瞬间遍及长州藩，飞扬的火光仿佛一阵阵的旋风，夹杂着人破碎的肢体和哭喊飞舞着，风歇时，那些破碎的肢体像一阵暴雨噼里啪啦地砸在大地上，溅起一片血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