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恩哈德写在《英雄广场》里那些极其夸张的话语，与它们引起的这场现实的闹剧相比，不仅谈不上夸张，反而显得缩手缩脚，苍白无力了。
1988年，这是奥地利的“反思年”。在奥地利，右派政党影响增强，瓦尔德海姆在其纳粹军官历史背景被揭露后，仍然被选为总统，他公开表示“当年他只不过是履行义务”，“决不辞职”。
《英雄广场》的巨大成功，是作者和导演始料不及的，人们争相买票观看，尽管必须有警察荷枪实弹维持秩序，演出仍然场场爆满。
伯恩哈德把他的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坚持作为他创作的重要主题，因此人们害怕他，说他不仅去统计和点数埋在地下的尸体，而且对散发到地上的气味也不放过。
伯恩哈德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而且直言不讳，这种“狂妄、傲慢无礼的行径”自然遭到仇视。然而他的作品产生了社会作用。1991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对“二战”中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予以补偿，1993年维也纳城堡剧院在耶路撒冷参加了以色列狂欢节活动，演出了由克劳斯·派曼执导的、伯恩哈德的戏剧《里特尔、德纳、福斯》，1994年总理弗拉尼茨基率政府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第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正式承认奥地利对“二战”纳粹的罪行也负有责任。
2011年，奥地利在纪念伯恩哈德诞辰八十周年之际，包括当年那家带头围剿伯恩哈德的《新皇冠报》都改变了态度，媒体称伯恩哈德为奥地利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国内外多个剧团在上演他的《英雄广场》《习惯的力量》等剧目。
今天人们到剧场看《英雄广场》这出戏，当然不会再像二十多年前那样情绪激动了，今天人们会感叹作家对人物的刻画，佩服作家的胆识和魄力，他把大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的观点和行为方式通过歪曲和夸张让他们受到惊扰，甚至让他们感到反感和愤怒，同时也使本来就感到不舒适、长期受压抑但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的人顿时豁然开朗，并找到了表达的语言。他的夸张艺术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准确地观察和认识这个世界。
奥地利前驻华大使博天豪说，伯恩哈德运用艺术夸张强调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阴暗面，把我们奥地利人从舒适和享受中唤醒，推动我们去深入地思考，这正是艺术的重要价值所在。
伯恩哈德通过艺术夸张手法往往能够更准确看清这个纷乱、怪诞的世界。1966年他写道，“我们将融入一个欧洲，这个欧洲可能在另一个世纪出现”，果然一个统一的欧洲出现了。1988年在《英雄广场》里，通过主人公舒斯特教授，他判断说，“中国将主宰世界”，“亚洲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不知道伯恩哈德对中国有多少了解，但他清楚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中国在世界因金融危机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持续保持强劲发展的势头，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在全世界后危机时代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伯恩哈德的话是颇有见地的。
总之，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作品让人们看到，在一个精神受到普遍蔑视的时代，注重精神的人遭受的痛苦。他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段来实施拯救，把可怕的事物极端化，让它变得滑稽可笑，以便使人们能够忍受。伯恩哈德的作品，始终着力表现注重精神的人永远也不会被人真正地理解的处境——永远是孤家寡人，同时他也没有忽视，在注重精神的人周围，人们会感到冷得发抖。如果说，在塑造舒斯特教授这个人物时，伯恩哈德想到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那么在他兄弟罗伯特教授身上很明显有作家自己的影子。这表明，伯恩哈德犀利的批判目光并没有漏掉注重精神的人，包括他自己。
伯恩哈德的作品常常是开放的、多义性的，我对上述作品的解读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马文韬
2011年春于芙蓉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