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物极必反，媒体开始对她不敬了。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来自布兰德福特有关温妮参与喧闹狂饮的聚会和与年轻人有染的报道；这一保守的黑人社区分成了反对她和忠于她的两派。起初，左派人士对此进行了驳斥，说这是南非当局的虚假报道，但是由非国大支持者进行的调查表明许多批评和说法都有根有据。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缄默，有左倾倾向的记者则成了她的重要保护者。当温妮违反当局禁令于1984年返回约翰内斯堡的时候，秘密警察梦寐以求的情况出现了。温妮的性情变得傲慢起来，行为也越来越难预测。她富有传奇色彩的形象开始崩溃。当局解除了对她的禁令和放逐令，她因此可以发表言论，这加剧了她形象的崩溃。于是温妮渐渐地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温妮回到了处于纷乱之中的约翰内斯堡，各个市镇乱得如同战场一般。1984年，杜杜查的非国大支持者们指控一位名叫马吉·斯科萨娜的年轻女士是警察的线人。居民们施予拳脚，把她打倒在地。有人将一只轮胎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又有人将汽油泼在她身上，用火柴点着。当她的哭喊声划破长空时，有人用砖头石块砸她。她最终被残忍地烧死。当晚，这一酷刑场景不仅上了南非的电视新闻，也上了全世界的电视屏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名摄影记者在拍下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后心悸不安，拒绝再到市镇报道暴力骚乱事件。当时暴力骚乱事件遍布约翰内斯堡各个社区，尤其是东开普省地区。后来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揭露，这位女士是无辜的。
1984—1985年的两年间，数十名与政府合作的人和警察的眼线被首先用于马吉·斯科萨娜的所谓“项链”处死法处死了。一些有经验的媒体人士不愿意去那些市镇做采访工作，因为他们不忍看到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1986年1月8日，非国大主席奥利弗·坦博呼吁结束“项链”处死法。于是这种行动停止了，但是一个月之后，在马姆罗迪市为遭警察枪杀的死难者举行的葬礼上，温妮面对广大群众高举拳头，大声疾呼：“有了火柴和‘项链’，我们就能够解放整个南非！”南非的黑人群众就谁的号召会更有效展开了争论。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机构对此非常不满，要求温妮不要口无遮拦（这一要求非国大不止一次地提出过，只不过温妮却常常充耳不闻），不要做与非国大政策相矛盾的事。那一年曼德拉把温妮召到开普敦，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
1986年，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MUFC，简称曼联）成立，它只存续了五年左右，在此期间，好像仅仅踢过两场球。人们常常看见其成员在索维托到处走动，或是乘坐面包车去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球员们身穿非国大旗子颜色的球衣，温妮身穿仿军服与他们同行。1986年是南非的恐怖之年，并且或许也是种族隔离残酷暴行的最黑暗之年。一年内就有3万多名南非人被安保部队拘禁。其中有超过40%的人是儿童，有的年仅8岁。有3名年龄分别为11岁、13岁和15岁的儿童在9天的拘禁期间死亡。警察对这些年幼到10岁的儿童使用了各种暴行，包括电击他们的生殖器、手腕、乳头和耳垂等部位。
1986年到1987年，我为遭拘禁者父母声援委员会做志愿工作，负责记录所有被拘禁儿童的情况。当我开始在科特索屋（即和平之家，秘密警察后来炸毁了这所房子）的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年仅10岁的斯托姆皮·塞佩已经被拘禁了一段时间。我间或将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但是塞佩却一直在押，直至媒体揭露之后，当局才被迫将他释放。1989年，塞佩的尸体被发现一个月之后，在已得知是温妮将他的尸体从一个名叫保罗·韦林的卫理公会教的牧师住宅移出之后（该人后来成了该教堂的主教），我在《洛杉矶时报》上著文说：“斯托姆皮·塞佩是一个坚强、勇敢的小男孩。这个老成的男孩看见自己家外面的街上有太多的人遭枪杀。他过早地得知了太多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