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利用城乡的剪刀差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处进货出货，倒买倒卖商品。这种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是投机倒把，是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罪。一些没有倒买倒卖，但却经常外出，做点手工生意的人，也被当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投机倒把分子进行打击。
我至今不明白流窜犯是什么性质的犯罪，流窜犯可能是也像投机倒把犯一样，不务正业，四处流窜，才叫流窜犯。
那天，在人民公社做特派员的孔庆良大叔到学校找到我，说我娘被抓到公社了，让我去看看。他说，娘是他抓的，全县搞运动，打击好吃懒做的流窜犯，他米有（没有）办法，他不能徇私情，要我理解和原谅。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娘瘫痪一年多，病好了，不出集体工，而是好吃懒做，继续装病，拄着拐杖到处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
我一听娘好吃懒做，装病乱窜，丢社会主义的脸，我这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好孩子好学生，特别是社会主义教育出来的三好标兵，真是无地自容。娘怎么能这样呢？我一定要跑到公社问问娘为什么。
公社与学校只有几百米之隔。我生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娘被当作流窜犯抓起来了，做贼似的，心虚得很。我恨娘丢了脸。但还是担心娘米有（没有）吃饭，就在食堂打了一碗饭，还跟同学借了菜票，打了一勺肉，装在书包里，边走边回头看看是不是有同学或老师发现了我的秘密。
学校和公社之间的一大坝田园里，油菜花张灯结彩，开得正旺。春风的刷子，只那么轻轻一刷，一丘丘油菜地，就变成了一块块黄地毯。油菜花的鲜黄和芬芳把我浸润、淹没。我无心迷醉，穿过鲜黄和芬芳，朝着公社，一路小跑。
公社很大。有五、六栋。都是两层楼的木房子。一栋木房子的一层楼全关的流窜犯。其他的流窜犯都是5、6个人一间房关着，就娘是单独的一间，在二楼。
当我端着饭碗站在窗户边时，娘惊喜地站了起来，随后就落泪了。娘已经好几年没看见我了，娘流着泪问：你来了，学明，孔庆良大叔喊你来的？
我说是。
我把饭从窗户里递给娘。娘没接。娘说，娘吃过了，是你孔庆良大叔送的，你莫恨你孔庆良大叔，他是不得已抓我，他对我很好。你看，他们都是几个人关在一间，就我一个人关在一间，这都是你大叔人好心好，照顾娘。你大叔送的饭里还有好多肉，比你送的还多。娘吃饱了，你留着。
我知道娘是舍不得吃，想把肉留给我，我就说，是不是大叔送的牢房饭好吃些，我送的饭不好吃？
我知道这样说，娘才会吃。
娘的泪水更多了。娘指着地下说，你看，你大叔给娘送了好大一碗，娘米(没)吃完。
我一看，木地板上，的确有一大钵头饭，上面的确有不少肉。娘肯定是伤心难过，一口都没有吃。在讲究根红苗正的年代，出身寒苦，从小就过着流浪生活、根红苗正的娘，哪里受过这般政治侮辱？
我说，娘，我晓得你米（没）吃，你吃。
娘说，儿，娘吃不下，娘不是流窜犯，不是坏分子，娘米给你们几子妹丢脸。
我说，人民公社为什么抓你？
娘说，人民公社抓错了，过几天，人民公社肯定会把娘放了。
我说，你米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人民公社哪门（怎么）会抓你？人民公社哪门会随便抓人？你肯定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