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留在这个寨子，嫁给姐夫时，可能才17岁。17岁，还只是山上的一个小小的花骨朵。娘说，她把二姐嫁给二姐夫纯属偶然。那天二姐夫的爹在砍一棵大椿树时，躲闪不及，倒下的椿树压死了二姐夫的爹。二姐夫一见就晕倒在地。娘由此认定二姐夫是个心好的人，二姐跟着他不会吃亏。二姐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人，娘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二姐夫不花一分钱就把二姐娶到了家。娘把二姐嫁给二姐夫，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把二姐留在身边，也有个照应。一是二姐可以带带我和妹妹，二是娘也可以照看着二姐，免被欺负。二姐太老实本份。有娘看着，人家就不敢怎么欺负二姐。实际上，娘的这个轻率的决定，日后给二姐带来了好多不幸，吃尽婚姻苦头的二姐，为娘的这个轻率决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我随后的记叙里，我的文字不管多么有力，也掂量不出这个代价有多重。
娘跟妹妹的父亲怎么离的，我不知道。那段日子，对童年的我，全是一个空白。大人的婚姻，我是一点也不明白的。但无论岁月多么漫长，风尘多么厚重，我都记得记娘在队里被人毒打的事。
在我们湘西，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很大的仓库，木板房的。队里打的粮食，都堆在仓库里。仓库前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坪场。全是大块大块的青石板铺的。那不但是大人们最好的去处，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坪场大，地方宽，大人们经常聚在那里摆龙门阵、唱山歌。孩子们更是不管白天黑夜，一无事就跑到那里去玩。玩游戏，捉迷藏，赛跑，想怎么疯就怎么疯。秋天时，大人们把稻谷、苞谷、小米和黄豆，从田里地里背回来，在仓库坪场前山一样的堆着，草一样的摊着，甚是壮观。
那时，还是实行的农业社，出的是集体工。出工叫上工，收工叫放工。早上，队长站在自家门前放声一喊：上工了。人们就三三两两的从自家屋里出来，往山坡或田里走。或牵着牛扛着犁，或背着背篓提着锄头。男的犁田。女的锄草种地。男的挑秧。女的栽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学生集体上课和放学一样。辛苦而有序。有出集体工非常积极的，队长一喊，就第一个出门到集体干活的地方了。有不积极的，人家干了几杆烟的活，才磨磨蹭蹭地到达。干活时揣奸把猾，不断地假装要喝水、解手，放工时，却第一个扛起农具，溜回家里。这就是我娘经常嘲笑的“上工如拉纤，放工如射箭”。
那天的集体工是打谷子。打下的谷子，有的摊开了，晒在坪场，有的堆在那里，像一座座金黄的小土包。我和一群小伙伴在仓库前的晒谷坪玩。不晓得哪门（怎么）搞的，我们相互发了气，打起架来。我那时劲大，几个小伙伴也打不赢我一个人。大人就跑来帮忙，把我提起来，扔进了坪场下的稻田。那坎有十多米高，我像一截木桩一样，从高空抛下，栽进田里。幸好是水田，软软的泥巴埋进了我的双腿，也保住了我的性命。我不晓得是吓晕了还是吓傻了，埋在田里，不晓得哭喊。娘却疯了，丢下正在翻晒谷子的木耙，跑到坎边，边哭边纵身跳进田里，把我从田里扒出来，背上岸。然后就疯了似的，扑向那个把我扔进田里的女人。人疯了的时候是最有劲的，一身泥水的娘，一下子就扑倒了那个胖女人，瘦弱的手，铁夹般把那女人箍得放不出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