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来操选政者，其缘多端，昔龙榆生氏《选词标准论》言选词宗旨不外便歌、传人、开宗、尊体四者。若便歌者，诚唐宋时词选“驭文之首术”，今观《云谣》、《花间》、《尊前》、《草堂》之属，每雅郑杂陈，独重声情，或以宫调类次，或以时序分题，应歌之意昭昭在焉。然自宋词歌法失传，便歌之选因之消歇，故宋以后诸选，只在传人、开宗、尊体三者而已。开宗者必先之以尊体，风气转移，选本与有力焉，故茗柯倡寄托而斟酌于《词选》，竹垞尚醇雅而托意于《词综》，各出手眼以扶持绝学，常州、浙西之宗风由是而畅行天下。传人者不惟存人，抑且存史，盖序列其人，绵延一线，自蕴史脉。
约而言之，词选大要不过二端：或述一己一时之思，或呈一代一体之貌。前者若开宗、尊体者，可谓六经注我，览者读其书而想见其人，受其熏染而不觉，斯可谓风雅度人、润物无声者也；后者若便歌、传人者，则我注六经也，其选不主一格，不偏一隅，吾人清玩其书如沉醉园圃，但觉繁华满眼、各具韵致耳。然注经注我，虽判若泾渭，实遽难分别。若东圃西园，枝叶纷披，存此而汰彼，要亦有我在，惟非过执一类而已。
余于填词一道，沉潜数十载，每一灯荧然，清茗在旁，展读宋词，以为人生乐事莫过于此。然平素读词，常率性为之，但求心契，不求甚解，以是浅尝者多而深识者少。比年因授徒之需，遂本存人存史之旨，草成此书，欲诸生手此一编，略识唐宋词之门径源流。故就词史而言，以多采为切要，若李隆基、寇准、曹组等，前代选家多为黜落，盖或以其词量少，或以其词名微也。本编多予采录，以补其阙。若李隆基《好时光》，曲既自度，文亦清雅可观，于词体初成之时，殊堪宝玩。又如曹组虽于今时词名寥落，然在北宋末年，曾为一时填词之高标，王灼《碧鸡漫志》言其“每出长短句，脍炙人口”，“今少年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则词史若无此人，未免遗珠矣。
词风不同，其异如面，此固无需赘言者也。而就一人论，亦有兼擅多方、风格各异者，此编因备加采录，以存其旧。若李煜、范仲淹、欧阳修、吴文英等，采录固多，实不限一格也。重光早岁以帝王之尊沉醉金陵，极尽奢靡；晚年以违命之侯困踬汴京，哀感顽艳。其词用情皆至深，而情调绝然不同。希文词止存五首，而余择录三首，盖其既有妙入情语若《苏幕遮》者，亦有大笔振迅若《渔家傲》者，更有俳谐而神光四溢之《剔银灯》者。若永叔之《踏莎行》、《采桑子》、《朝中措》、《生查子》、《玉楼春》诸阕，固素入选家青眼，而若《南歌子》（凤髻金泥带）、《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之属，则久被冷落。而永叔小词在宋时备受争议者正在此类，略采一二，或可见当时聚讼景象之一斑。梦窗词亦然，其《八声甘州》之质实丽密，久已称颂万口；而其《风入松》（听风听雨）之雅致清疏，亦何尝非卓荦特出？职是之故，余纂此编既重主流，亦兼赅其余，以略副存人存史之意。然况蕙风尝云：“北宋人手高眼低，其自为词诚敻乎不可及；其与他人词，凡所盛称，率非其至者。”余每读至此，辄惊惭交并，此编存汰之间，或难免眼低之讥，能无愧乎!
此编厘为上中下三卷，以时代分也。北宋词堂庑特大，体格恢宏，故采择最多；前此晚唐五代，虽粗成格局，而规模尚隘；后此南宋，词业继盛，而格调渐变。余年来颇读海宁王氏书，深契其境界之说。盖五代北宋词之独绝，在清雅疏朗、珠圆玉润，在自然神妙、不隔而深，吾人读其词，可见其性可感其情；南宋以还，雅重寄托，烟水迷离之致略远，而重拙大厚之意渐生。此虽于词之体制，有不得不变者，然于小词而言，自然情深总胜凝涩意重，此亦所谓本色变调之异也，故数典问祖，自以北宋词为最上。
曩尝读高步瀛氏名著《唐宋诗举要》、《唐宋文举要》，每叹其取材浩博而裁断精审，而惜其独无词也。此编虽非集注，然于裁断，特加意焉。唐五代之词本事多湮没无闻，余因转考其词心词境；两宋之词则备考之资多，歧说亦最为纷纭，余之释读遂多商榷疑义者，此或略得高氏“举要”之义，因颜斯编曰唐宋词举要。匪敢妄攀前贤，亦略表私慕之意云尔。
甲午二月溧阳彭玉平于倦月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