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云樵告诉我，他是在1929年结婚的，当时他20岁，新娘是潍县田家大院隋家的18岁长女隋培素。隋培素也是中共党员。
这是田云樵第一次来到上海。按照任作民的嘱咐，田云樵和隋培素来到上海福建路吉祥里，住在那里的吉安大旅馆。任作民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会派人到这家旅店跟他联系，还交代了接头的暗号。
田云樵在吉安大旅馆苦等了半个月，所带的经费都用光，隋培素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正在焦急万分之际，上海地下党的联系人终于出现。
之后，田云樵夫妇转移到另一处安身。不过，他俩有浓重的山东口音，而且对上海陌生，不易在上海开展工作，而北平那里需要人。在上海住了两个月，田云樵夫妇奉党组织之命，到北平工作。中共上海地下党给田云樵写了接头用的信件，田云樵把这张字条缝在毯子里。途经天津时，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搜查。士兵用刺刀挑开毯子，田云樵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还好，国民党士兵没有发现那封信件。
到了北平，按照联络地点以及接头信件，田云樵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位姓李的同志接上关系（后来才知道，这位李同志就是李培南，解放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田云樵的任务是建立秘密联络点。在北平，他改名田修华，在北海附近开了一家“艺海书店”。从此，那里成为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一个接头、开会、交换情报、掩护同志的场所。
正当田云樵把北平的“艺海书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突然接到地下党派人急急送来的字条：“党内有14名同志被捕，请火速转移。”
田云樵立即把“艺海书店”关闭，和妻子迅速回到故乡山东潍县。这时，田云樵失去了中共组织关系，只得在潍县中学当代课教师。1936年4月，田云樵到上海协助李一凡筹办《文化报》，终于在上海寻到党组织。
1937年，田云樵进入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习。此后，他在八路军115师工作，转战苏鲁豫皖。后来他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过江苏淮安县大队、县总队、县武工大队的队长。
1945年，田云樵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敌工部（后来改称城市工作部）工作，部长为张登（即沙文汉的化名，解放后沙文汉任浙江省省长）。受沙文汉派遣，田云樵来到上海，跟董竹君建立了联系。在上海，他化名宋硕吾。
在上海，满口山东话的人容易引起特务怀疑。为了让田云樵在上海长期立足，沙文汉给田云樵配备了一个助手，她便是来自上海的女学生、中共党员张朝素（化名方寺）。张朝素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在上海长大，熟悉上海。
党组织要田云樵在上海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站。田云樵打算重操旧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作为地下联络点。
1946年初，田云樵来到上海，在董竹君家住了三个月，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生活。
“宋老板”看中上海市中心淮海路的一幢三层房屋，便在那里开设了书店。楼下是书店，楼上是住家，三楼则是地下党开会以及电台工作的地方。这时候，为了便于在书店用上海话接待顾客，张朝素的身份是“宋太太”，而生了孩子的隋培素则成了“奶妈”。
淮海路人多眼杂，书店很快引起特务的注意。隋培素有一次外出，回来时书店里出现搜查的特务，而“宋老板”与“宋太太”不见了踪影。
隋培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不得不回山东老家，从此一直在山东潍县生活，直至2007年去世，享年96岁。
“宋老板”与“宋太太”躲过了警察的搜查，却无法回到淮海路书店，只得在外借住旅馆。
